五代两宋时期，工艺美术在人们不同的需求刺激下飞速发展，较之前代品类更多，规模更大，分工更细，还出现了新的制造工艺。同时，在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影响下，工艺美术品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宋代工艺美术品，不同于唐代的富丽繁华，趋向清秀文雅，并且异域色彩被淡化，更多呈现出中原文化的特色。
元代则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文化基础、融合游牧文化特征的社会，这一特点使元代工艺美术表现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元代工艺美术既是统一的时代精神和整体的民族气质的结晶，也是中外文明共同锻造、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产物，其中蕴藏了复杂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1．温文尔雅
五代时，中原战乱，制瓷业的中心移向南方，在唐代就已经生产出了秘色瓷并成为贡窑的越窑更是独步天下。到了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宋瓷在唐、五代“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受当时商品流通、社会生活及宫廷御用的推动，产量激增，质量提高，在花色品种和纹饰图案上也有所改进和创新。
宋瓷名窑荟萃，品质卓绝，具有典范作用，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其特色集中体现在釉色、纹饰与器形的完美结合以及清纯、典雅的艺术气质。这个特色既与宋瓷烧造工艺的进步和成就直接关联，也反映了以青瓷为时尚主流的要求与宫廷、文人、市俗各层面文化追求的融会贯通。宋瓷在烧制技术的进步是多方面的，如采取了“火照”检查并控制窑炉的温度，以及原钵和覆烧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使瓷器的质量、产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宋代名窑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五大名窑最负盛名，他们具有官窑或贡瓷的特征。
图6-42 汝窑青釉弦纹三足奁 北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汝窑是宋代为满足宫廷特殊需要而设立的窑场，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其窑址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市清凉寺，当时属汝州而名。汝窑烧制的年代很短，随着北宋的灭亡而结束，故其传世器物甚少，仅65件。汝瓷器皿优美，器形有盘、碗、瓶、碟、洗、奁、尊、盏托等仿古器，均大不过尺。世称汝窑以玛瑙为釉，温润晶莹，极其珍贵，故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汝瓷的艺术特色可以归纳为“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鱼子纹”。汝瓷的色泽天青葱绿，色调冷暖适中，十分和谐；釉面滑润如玉，有鱼子纹般的细小开片；釉下稀疏的气泡有如晨星，时隐时现，十分精美，其所产生的清逸高雅的色感，正是宋代宫廷时尚爱好和审美趣味的体现（图6-42）。
宋代官窑大约出现在北宋晚期，具体窑址不详。官窑的产生与当时的帝王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宋代官营手工作坊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传世器物上看，官窑器形除了有碗、盘、罐、盒、洗等日常器皿，还有仿商周青铜器和玉器的器皿，各式器座，品种齐全，以满足宫廷需要。器形的发展趋势为由大变小，由端庄大方到轻巧秀丽，艺术造诣不断提高。官窑的釉色以粉青为上，色调淡雅含蓄，釉面有清晰可辨的冰裂纹开片，疏密有序。口沿足底露胎处往往呈深褐色或紫色，世人称之为“紫口铁足”，与青釉一起使官窑愈发显露青瓷的韵泽。官窑集历代名瓷精粹于一身，以古代商周青铜造型为摹本，以肌素无华的青釉为饰，使烧制的瓷器造型古拙质朴，釉色匀浮青翠，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旷世佳器（图6-43）。
哥窑与官窑稍有不同，它不强调其宫廷性质，更侧重于一种风格。哥窑在何处烧造一直是宋瓷最大的疑案，也是极有争议的文化现象。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哥窑的器形品种有炉、瓶、盘、葵口碗、五足洗等，造型多样，富于变化。哥窑青瓷明显继承汝窑，其釉色以粉青为正色，但传世品都为米色，与汝窑形成鲜明对比。哥窑与汝窑相比是以纹片著称，“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开片最早可能是偶然出现的，但当人们有意去追求这种特殊的烧造效果时，它便成了一种蕴含审美意趣的创造性工艺手法，使这种缺陷美达到更高层次的完美而别具古朴天然的情趣（图6-44）。
图6-43 官窑青灰绿釉葵花洗 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44 哥窑胆式瓶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境内，宋代属钧州，故名。钧窑原属北方青瓷系统，后吸收花釉瓷复色釉技术，通过窑变使瓷器釉色取得亚光而绚丽多彩的效果，在所有宋瓷中色彩最为斑斓。钧窑的器形种类有碗、碟、炉、瓶、花盆、洗、罐、奁、尊等，其中，又以花盆的造型最为优美，富于变化。钧窑釉色一般青中带红，似朝晖晚霞，绚丽灿烂，甚为美丽。它突破了青瓷单一色釉的传统样式，使其形成冷暖对比强烈、色彩艳丽多姿的艺术风格，为宋瓷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并为元、明、清高温颜色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6-45）。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其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曾一度受到北宋朝廷的青睐，而被作为贡瓷。定窑瓷器器形多为日用器皿，有碗、盘、杯、盒、枕、瓶、壶等品种。因烧制时采用覆烧工艺，故器皿口沿大都无釉，称为“芒口”，外壁多有薄层垂釉，形如“泪痕”。定窑大都以优质细白瓷泥制胎，胎体轻薄，胎质细润，白中闪黄，滑腻滋润。其装饰方法有的印花、划花、刻花三种，纹饰极为精致。其中，白釉印花是宋瓷中的精品，印花器体清丽素雅、柔美秀逸，器口虽不挂釉，但饰以富丽工巧的金银镶口，因而倍添华美气质。生动的孩儿枕是定窑传世器物中的代表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定窑孩儿枕，釉色牙黄，工艺精巧，先使用模具烧制成型，再加以精细的雕工，活泼可爱的孩童侧卧于榻上，双臂紧抱置于头下，两脚叠压稍稍抬起，孩儿神态栩栩如生，是宋代风俗的见证，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作（图6-46）。
图6-46 定窑孩儿枕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五大名窑之外，当时的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窑也以其清新质朴的瓷器闻名于世。
到了元代，中国制瓷工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制瓷业格局的转变和工艺审美追求的转变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在社会动荡和文化冲击的时代环境里，元代北方制瓷业的普遍衰落已呈不可逆转的趋势。相对而言，南方制瓷业在元代持续发展，兴盛不衰。元代制瓷业格局的转变，使中国制瓷业的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尤其以龙泉窑和景德镇窑最具影响力。两窑产量巨大，其艺术特色也适应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潮流，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龙泉窑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市，因地而名。龙泉窑以烧制青瓷闻名，在五代时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而兴起，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南宋时期，龙泉窑的工艺达到高峰，成功烧制出薄胎厚釉的青瓷，龙泉窑进入了鼎盛时期。龙泉窑青瓷专注于对釉色的追求，釉色青亮略有开片。南宋中期以后创造出粉青和梅子青，釉层丰厚均匀，釉色柔嫩淡雅，光泽如玉似翠，从而形成龙泉窑自身的独特风格，达到了青瓷发展的顶峰。越窑所追求的冰清玉洁品质到龙泉窑才尽善尽美地完成（图6-47）。进入元代后，在追求产量的同时，审美上也发生了变化。元代龙泉窑的釉色不像南宋时期那样丰富，基本上为绿色，施釉以单层为主，而且不具备乳浊特点，这使得元代龙泉窑青瓷看起来不如南宋时期丰厚莹净、温润如玉。元代龙泉窑的器型高大、胎体厚重、品种丰富，有碗、盘、杯、壶、尊、瓶、罐、盒、奁、洗等。在装饰手法上，不仅使用刻、划、印等传统手法，还运用了贴、堆、镂等新法。由于社会经济、技术变革、时代风尚、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龙泉窑逐渐改变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降低了艺术品位。虽适应了市场的要求，持续了龙泉窑的兴盛，但也为龙泉窑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是宋窑中唯一至今不衰的名窑。景德镇窑在宋代汇合南北、熔铸青白，生产出精美的青白瓷，成为中国瓷器在美学和技术上的一个大融合和大突破。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胎体质薄轻巧，釉质透明如水，釉色清新悦目。青白瓷素者为多，间或有刻花，其纹饰在釉下若隐若现，故有影青之称，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景德镇窑在南宋时期，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为它在元、明、清乃至今天成为全国制瓷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景德镇青白瓷在元代继续烧制，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技术、审美和文化艺术，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时代特征。在浮梁瓷局的推动下，景德镇窑完善和创新了青花、釉里红、蓝釉、红釉等瓷器品种。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融合了蒙古风俗、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样式和风格。
图6-47 龙泉窑青釉盘口瓶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出现，并有多地在烧制，只是都没有达到景德镇那样的成就。景德镇的青花瓷使用了进口钴料，烧成青花后，色相纯净、浓艳，复笔处呈现黑色的铁析晶斑点，益发增加了青花“墨分五色”的丰富性。熟练运用钴料进行釉下彩绘和烧制，成为元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的重要成就。
元代景德镇还新创了釉里红这一新品种。其制作方法与青花相同，只是采用了氧化铜做彩料。由于铜料的性能极不稳定，因此釉里红成色纯正者较少，且存世很少，故弥足珍贵。
蓝釉和红釉是景德镇在元代创烧的另外两种珍贵的颜色釉瓷器品种。蓝釉以进口的高铁低锰钴料掺入釉中做呈色剂，烧制后成色深沉古朴，极为耐看。并运用剔花和描金等装饰工艺，在蓝宝石般的底子上，金彩灿然，贵气浓郁。红釉则以铜红料做呈色剂。与釉里红相似，成色不够纯正，存世稀少。
景德镇在元代取得的众多成就，可谓“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不仅为陶瓷艺术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方向，而且还逐渐孕育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
2．绮罗锦绣(www.xing528.com)
五代两宋时期，官营民作并举，染织业非常发达，是仅次于瓷器的工业美术门类。五代时期，江南和西南的染织业相对发达。到了宋代，对染织刺绣等纺织行业十分重视，在少府监设了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机构，负责生产并于地方建官办织造作坊。较之前代，花样品种得到了发展，质量和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扩大。至南宋为满足军需、捐输、日常使用、外销等需求，丝织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丝织的主要品种有锦、绫、纱、罗、绮、绢、缎、绸、缂丝等，其中，以宋锦、缂丝最为著名，成为宋代丝织工艺无可争议的代表。宋代丝织物不仅用于服饰，也用于书画、装裱及珍贵器物的包装，还是当时重要的出口商品。
宋锦为彩纬显色的丝织物，特指宋代由官府锦院主持生产的锦，其中，以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的蜀锦最出名。蜀锦的织造历史悠久，在三国时，就已设锦官管理锦织，成都即为锦官驻地。因此，成都也有“锦官城”之誉。北宋，朝廷在成都设立转运司锦院，到南宋改为茶马丝锦院。蜀锦成为官营后，产品花式更为多样，蜀锦也成为宋锦的代表。宋锦分为四种：土贡锦专供皇室使用；官诰锦为任命官员专用；臣僚袄子锦为赏赐臣僚专用；广西锦（细色锦）为贸易用。宋锦上织有各种花鸟、虫鱼、走兽、人物等优美生动的图案纹饰，计有20多个品种。主要用经线起花，运用彩条起彩或添花，几何图案与纹饰相结合，形成独特风格。加工方法也有镂印、刷印、彩绘和销金等十几种。宋锦质地平整细密，色彩淡雅调和，不像汉锦古朴、也不似唐锦华丽，更显端庄典雅的特色。
缂丝是用缀织法织出花纹的织物，其技法俗称“通经断纬”，是中国独创的一种历史悠久的丝织工艺。缂丝是宋代工艺美术中发展突出的品种。北宋时，缂丝以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为主要产地，到南宋，缂丝以临安制最佳。宋代缂丝多以名家绘画为蓝本，题材以山水、楼阁、人物、花草、鸟兽为多，作品真实生动，与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南宋时，一部分缂丝着力模仿书画，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缂丝艺人，其中以朱克柔最著名。她的缂丝作品，用丝如笔，细如毫发，设色精妙，光彩绚丽，形象生动，格调清雅，为一时之绝技，是南宋缂丝的精品（图6-48）。
元代染织工艺，继宋之后又有不少进步和提高，最有特色的是纳石失和棉织。其中，纳石失是以官营织造为代表的丝织业取得的新成就，而民间棉织业则在元代开创出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纳石失的兴起与发达与蒙古贵族豪奢风气盛行有关，纳石失由金丝色线织成，地色与金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缀珠嵌宝，相映生辉，精致华贵。对后世织金锦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元代纳石失的发展，不仅体现了统治集团的审美趣味，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元代特殊的丝织工艺还有织像，其工艺精致，配色单纯，形象生动，精美传神。
历史悠久的蜀锦在元代仍盛行不衰，著名者为蜀中十样锦。绫、罗、绸、缎、绢、纱等各地均有织造，其中缎织物业已成熟，益臻精美，集庆纱、泉缎、魏塘机绢等都是元代丝织名品。元代缂丝较南宋朱克柔等人缂丝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织业的兴起与发达是元代纺织工艺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毡工艺的发展与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紧密的联系，大毯有的长达16.67米，宽7.5米，可见作坊规模非同一般。印染业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染缬又有它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
棉织是元代发展的一种新兴染织工艺。棉布最大的特点就是质地柔软、物美价廉，深受各阶层人士喜爱。由于元代以前中原地区的棉纺织工艺一直比较落后，阻碍了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直到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的出现。她融合了黎族织造技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比较先进的织造方法，完善了棉纺工艺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棉纺织的生产效率，还织造出不同尺幅、多种纹饰的棉布，体现出民间织造的清新格调，极大地推动了元代棉纺织业的发展。随着“松江布”名扬天下，元代真正进入了繁荣的棉布时代。
图6-48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 南宋 上海博物馆藏
3．金石之癖
五代两宋时期的金属工艺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逐渐涤除了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异国情调，制作更加洗练典雅，更贴近市民文化生活，制造了大量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金银器皿，折射出轻巧、清丽的光辉（图6-49）。
五代时期的金银器发现的数量有限，虽沿袭唐代风格，但气度已明显不及唐人。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金银器的制作已非常发达。皇家所用的金银皿由少府鉴、文思院掌造，据记载都城汴梁已有金银铺。从记载及考古发掘来看，宋代金银制品多为酒器、茶具、装饰品等日常生活用品。如南京幕府山北宋中期墓中出土的大量金银器，他们集镂空、錾刻、掐丝等技艺于一器，玲珑剔透，华美精致。这也体现了北宋江宁府（今南京）金银制品制作精细，技艺高超。有如衢州（今浙江省境内）南宋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八角形银杯、八卦纹银杯、银梅瓶、银丝盒等都是南宋银器的崭新造型。这些器形锤口工整，比例协调，有着恬静舒畅的特点，反映了南宋城镇金银器普遍发展的趋势。
图6-49 鎏金八角杯 宋 福建省博物馆藏
元代的奢华风气，使好金成为元代统治集团始终不渝的审美根基。其日常生活与国之大事，要使用大量的金银器皿。元代金银器以大型酒器、食具等器物为代表。但朝廷对金器的使用控制极严，只准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金器工艺以掐、累、镶嵌技术为其尖端，所制器皿、饰品，工艺精巧细致，纹饰新颖华丽。除了以金制成器物之外，还削金为泥，锤为箔、丝等，用于丝织、漆器、木器的装饰及镀金以饰银铜之器。元代庶民在制度上只能使用银器，所以银器在民间富有者中普遍使用，而且明显传承宋代遗风。银器工艺在技术上与金器相似。见诸著录或款识的金银工匠以朱碧山最为知名，他所制酒器最为精妙，器物多模拟水族、动植物、人物等，无不形象生动，神态可掬。作品构思巧妙，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代表了元代工艺装饰雕塑和小型玩赏性雕塑的成就与艺术特色。
宋代的铜器继续发展，其中铜镜因社会需求而大量生产，成为铜器行业中的主要产品。宋代铜镜注重实用，不崇奢华，器体轻薄，装饰简洁，形状仍以圆形为主。背面多铸有图案纹饰，其中，动植物图案，形象准确，姿态生动，构图丰富多变，富有绘画作品效果。纹饰的处理常采取隐起、阳线并用，以线的韵律、节奏来增强纹饰的起伏与重量，使铜镜克服了轻薄单调的感觉。
宋代皇家用玉不减唐代，王公大臣、富豪商绅也都使用和收藏玉，玉器的使用范围和功能较前代更为扩大，这也促使了玉器业的发展。宋代玉器器形、图案、品种丰富多样。其加工工艺精湛，善于镂空作工，玲珑剔透，纤巧秀丽；还发展了“俏色玉”工艺。表现人物、花鸟、走兽等题材，工艺语言简洁准确，形神兼备，富有生活情趣。宋玉不仅造型典雅，纹饰精美，雕琢手法多样，抛光考究，而且玉器由古朴转为文秀，使“君子比德于玉”的审美理念注入了清新的时代风貌。
元代用玉制度规格要高于金器，这既反映了元统治阶级对玉器的重视，同时也等于取消了民间玉作。元代玉器分为大小两类。大型玉作是元代玉器特色所在，成为中国玉器工艺进入“鼎盛期”的标志之一。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宫殿庙堂中，从庭院假山到室内陈设，都盛行大型玉作和用玉装饰。现保存于北京北海团城上的渎山大玉海，敛口阔腹，器形如钵，高70厘米，腹内深55厘米，周长493厘米，重约3.5吨，外腹雕有波涛鱼龙、海马神兽纹饰。作为帝王重器，历经沧桑，虽早已不作酒器，却盛满了沉甸甸的历史（图6-50）。
图6-50 渎山大玉海 元 北京团城藏
4.文房四宝
文房用具大约从汉代起就受到皇家与文人的喜爱，在制作中施加了一定的装饰，促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工艺美术品。至宋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宋笔以安徽宣城为中心产地，其笔以秋季老兔的紫毫为上，亦称宣毫。制笔名家有陈氏和诸葛氏。宋墨的产地以歙州（今安徽歙县）为最。北宋著名墨工剧增，可考名者达一百多人，其中，潘谷为最有名的制墨大家。他在歙墨的基础上，以油烟制墨，形成了体系完整的徽墨工艺。较之前代，宋墨形制增多，装饰素雅，古色古香，质量优良，深受当时文人学士的欢迎。宋代是宣纸的成熟时期。生产于泾县的宣纸，质地细密、光滑、绵韧、洁白、轻软，能很好地呈现墨色的光泽与层次，且耐揉叠、易保存，有“千年寿纸”之称。对纸的装饰再加工在当时非常盛行，成为宋代造纸业的一大特征。此时还有仿唐的薛涛笺和仿南唐的澄心堂纸。在宋代，石砚成为文房清玩之首。砚材之坚润，色泽之青紫，纹理之疏密，雕造之雅俗，成为石砚发墨宜笔功用之外品评讲究的内容。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的端砚和产于安徽歙州的歙砚以石质细腻润泽，纹理自然精美、雕造高雅精巧而尤其受宠，为宋代两大名砚。“其技艺关乎造物，其意匠关乎文心”。文房四宝在宋代的确立，是宋代重文尚品的时代特质在工艺美术上最充分的体现。
5.藻丽不华
元代民间髹漆工艺代表了时代最高水平。嘉兴、杭州、温州、福州等地是著名的漆器产地。当时的漆器品种有犀皮、剔红、金漆、螺钿等，在各色漆艺中，以雕漆的成就最大，对明清的影响也最为持久（图6-51）。
元代雕漆水平之高远超唐宋，达到历史的顶峰。元代雕漆主要有剔红和剔犀，二者工艺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所用漆料颜色种类数量不同。剔红只用红漆，剔犀则使用两种以上的色漆。因此，剔犀的图案简洁，刀口纹线却色彩斑驳；剔红的纹样繁密复杂，艳丽富贵的红漆却不乏深沉与雅致。张成和杨茂是元代最为著名的雕漆名匠，他们作品的工艺和风格基本一致，漆质精良，气质丰华典雅，只是在艺术格调上有所区别。张成的作品纹饰舒朗，造型浑厚；杨茂的作品纹饰繁密，造型纤巧，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元代雕漆的最高水平。因为元代雕漆主产于浙江嘉兴，受当地文化环境的影响，雕漆工艺继承宋代传统，所以作品保持了华夏之风而呈现出纯真雅致的面貌。
五代宋元，在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完成了文化的包容与发展，共同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图6-51 “杨茂造”剔红观瀑图八方盘 元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学者根据《韩诗外传》大多认为《芙蓉锦鸡图》提倡的是儒家文化的五德，“文、武、勇、仁、信”。因赵佶迷信道教，也有学者从道教的角度分析认为，锦鸡是一只以武德为首具备全部德行能征善战的武神，而《芙蓉锦鸡图》是赵佶向天下昭示，其要做一个英明神武的创业之君，给大宋带来永久的太平和前所未有的辉煌。参见杨勇《芙蓉锦鸡图》寓意考，《新美术》2016（7）：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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