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大师与美同行，50年职供皇家画院

1.黄家富贵

五代时期，特别是西蜀和南唐，社会相对安定，艺术活跃，花鸟画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形成了以黄筌为代表的“黄家富贵”和徐熙为代表的“徐熙野逸”两种不同流派。这两大流派皆由唐代边鸾、薛稷、刁光胤、滕昌祐形成的下笔轻丽、用色鲜妍的花鸟画传统发展而成，只是黄家一派更为明丽，而徐熙一派在画院之外，笔法更为自信。

黄荃，字要叔，成都人。因才能出众，技艺超群，极得统治者赏识，先后在西蜀、北宋皇家画院供职近50年，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擅长花竹翎毛，亦能画佛道、人物、山水，是一位技艺全面的画家。在创作中，黄筌继承唐代花鸟画传流，所画多为宫廷中的奇禽名花，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溶，几乎不见勾勒墨迹。其花鸟形象造型准确，情态逼真，刻画细腻入微，并富于装饰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他也大大地发展了细笔花鸟画技法，对中国绘画在唐宋之际的重大转变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6-31　写生珍禽图　五代　黄荃

“黄家富贵”的画风，以富丽工巧为总体特征。存世的黄荃画迹，仅有一幅《写生珍禽图》（图6-31）。该卷为绢本设色，画家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24只。《写生珍禽图》强调真实描绘，重视形似、质感是这一件作品的突出特色。画中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似豆粒，却刻画得须爪毕现，鲜活如生；两只乌龟透视精确，龟壳坚硬似铁，敲可闻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令人赞叹不已。

全局画幅没有完整的构图，从画的左下角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可以看出，这幅《写生珍禽图》只是作者交给其子黄居宝临摹练习用的一幅范画。仅从这幅稿本上即可了解黄筌的作品之精妙，可以想象到黄氏其他作品的巨大魅力。在这些并非珍稀的禽鸟、昆虫、动物的描绘中，于无形中流露出了一种矜持富贵的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为宫廷所深深欣赏。这种画法被树立为宫廷画院的标准样式而得以推行，并影响到北宋。

徐熙，江宁（今南京）人。世为江南显族，一生未官。其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善画花鸟鱼虫，其妙与自然无异。在技法上，徐熙改变前人细笔勾勒、填彩晕染的画花木的方法，别有创造，人称“落墨花”。徐熙作画时，先用墨笔草写花木大概，然后略施丹粉。迹与色不相隐映，笔法跳宕随意，有“野逸”之意，从中可见徐熙画风有不事细致而追求洒脱疏落的倾向。现传为徐熙真迹的几幅作品，真伪多有争议，不过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其风格和画法。

图6-32　玉堂富贵图　五代　徐熙

《玉堂富贵图》为绢本设色，画中牡丹、玉兰、海棠布满全幅，花丛间有两只杜鹃，图的下方，湖石边绘了一只羽毛华丽的锦鸡（图6-32）。枝叶与花鸟，先用墨笔勾出轮廓，然后再敷以色彩。玉兰、牡丹、海棠，白的淡雅，粉的娇媚，在石青的映衬下，更现端庄秀丽之气韵。徐熙的“野逸”画法以墨色为主，同时讲究线与色的相互结合，这种注重表现对象精神特质的花鸟画新风格，开创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河。

2.写生逼真

北宋初期，“黄家富贵”在皇家画院独领风骚一百余年，直到崔白出现后才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使画院的花鸟画耳目一新。宋徽宗赵佶作为画家，对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南宋的院体画，继续沿袭北宋传统，并在花鸟画领域得以出色体现。南宋末，梁楷以水墨代替色彩，以减笔取代没骨，开创了写意花鸟画，一扫院体花鸟的富贵、脂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擅长花竹、翎毛，亦长于佛道壁画，其画颇受宋神宗赏识，授图画院艺学，后升为待诏。崔白进入画院后，以更为生动自然的画风，扬弃了一统宫廷花鸟画的“黄家富贵”画风。他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其作品集传统工笔和水墨于一体，画面秀丽端庄，设色淡雅，别创出一种清淡疏秀的风格，雅俗共赏。

图6-33　双喜图　宋　崔白(www.xing528.com)

《双喜图》乃其传世精品（图6-33），作品为绢本设色，描绘了秋风呼啸的旷野，枯枝折倒，残叶飘零，小草伏地，一片萧瑟之中，两只山鹊躁动飞鸣，让人觉得他们的叫声已将这秋天的萧瑟与寂静划破，坡下有一只褐兔似乎也被惊到，倏然顿步回首张望。《双喜图》场景萧瑟寒凝，一种紧张充斥整幅画面，虽名为“双喜”，但除了两只飞鸣的喜鹊，看不到有任何喜从天降的痕迹。而画家对这些并没有更多的交代，只是留给了观者充分的想象空间。

崔白的花鸟画构思新巧，画法兼工带写，尤为擅长描绘败荷芦雁等秋冬的花鸟，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而这种花鸟画的荒寒情景是前人很少涉猎的，特别是与“黄家富贵”形成鲜明对比，开创了北宋宫廷花鸟的新画风。

赵佶，北宋徽宗，作为皇帝，昏庸无能。作为皇家画院管理者，他广集书画，推进画院制度改革，处于画坛指导地位，对画院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作为艺术家，他能画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尤善花鸟画。赵佶的花鸟画喜欢表现祥瑞题材，追求富丽典雅的风格，作品制作精妙，造型生动，设色匀净，神形兼备，《芙蓉锦鸡图》为其花鸟的代表作（图6-34）。

《芙蓉锦鸡图》为绢本设色，画面上绘有稀疏的两枝芙蓉花娴静地半开着，一只锦鸡栖落于芙蓉花枝，压弯了枝头，花叶还在摇曳颤动。美丽的锦鸡正回首翘望右上角那对翩翩的彩蝶，跃跃欲试。锦鸡凝神注目的神态，芙蓉娇媚柔弱的姿容，被描绘得生动感人。观画中赵佶的自题诗，可发现赵佶画这只五彩斑斓的大锦鸡，是为了颂扬儒家文、武、勇、仁、信这五种伦理品德。^[1]此画设色浓丽，晕染细腻，传达出皇家的雍容富贵气派。赵佶的艺术造诣与文化素养，对绘画的酷爱，造就了宣和画院的辉煌，也促成了画院花鸟画的繁荣。

图6-34　芙蓉锦鸡图　宋　赵佶

图6-35　墨竹图　宋　文同

北宋院体花鸟画盛行的同时，以文同、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则反对画院只强调“形似”、重师承关系的审美取向，主张绘画应作为一种自我情感抒发的工具，注重象征意义和人格的体现。而“四君子”（梅、兰、竹、菊）共同的特征就是高洁、虚心、气节、坚贞，不屈不挠，这与中国文化所崇尚的人格品质是有着一致性的。他们把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以梅、兰、竹、菊等花草作为寄托，借物咏志，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不随世俗，不拘泥于形似的描摹，只重视表现自然天真之趣。因此，他们的花鸟画的表现形似与方法也就自成体系。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等，梓潼（今四川绵阳）人，著名画家、诗人，以诗词书画名重一时。他尤长于画竹，创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主张画竹必先“胸有成竹”，开创了墨竹画法的新局面。文同画竹，把中国书法的抽象美和布局美引入墨竹画中，使墨竹画脱离了工笔设色花鸟画而自成一派，《墨竹图》即是体现其墨竹画特色的传世杰作。

《墨竹图》为绢本墨笔，图绘一根倒垂的竹子从画幅的左上角顺势而下又翻转向上，秀峭劲挺（图6-35）。画家截取最动人的姿态来构图，竹竿劲健挺峭，竹枝横斜多姿，竹叶飘洒飞舞，给人以清新潇洒富有生意的感受。文同的墨竹画写实而不繁琐，形神兼备，在当时和后代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代的人很多都学习他的画法，中国画坛由此形成了“湖州竹派”，文同也就成为一代宗师。文人画在宋代只是处于初始阶段，但其历史价值是为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3.四君子

院体花鸟画在元代发生了重大蜕变，文人花鸟画得到了空前发展，其突出特征是墨花、墨禽的兴起与流行，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流行于北宋末的文人墨戏——“四君子”画较少被南宋文人继承，却风行于元代，这是绘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四君子”题材在江南文人中如此盛行，基于当时当地的文人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心态。面对时局变化，文人只能借物寓意，发挥笔墨趣味，强调“写胸中逸气”，追求无为不羁的生活境界和萧索淡泊的审美观，以期展示画家自我的精神世界。其中，专攻墨梅的王冕是元代“四君子”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图6-36　墨梅图卷　元　王冕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梅花屋主等，诸暨（今浙江绍兴）人。王冕画梅出自杨无咎一格，他的墨梅一改宋人稀疏冷逸之气，所画梅花劲健有力，繁花密蕊，生机勃露，富有朝气，给人以蓬勃向上之感。流传下来的作品《墨梅图卷》为纸本水墨，画一枝墨梅横穿画面，枝挺骨傲，花点瓣而成，不作勾勒，却墨气寒峭，颇得文人情韵，表达了作者强烈的艺术个性（图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