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借助于官导民倡的宗教热忱,壁画在继承汉魏壁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新题材、新技巧,通过壁画这种艺术形式让西方佛国的大千世界呈现在隋唐的世人面前。同时,壁画模式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完善,其基本化的定型法则对后世起到了规范作用。
1.宫殿寺观壁画
隋唐时期的壁画应用十分广泛,宫殿寺观壁画代表着那个时代壁画的最高水平与普遍面貌。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与残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时的宫殿衙署的壁画显示了唐代壁画的高度发展与艺术成就。此外,由于隋唐统治者对佛道的提倡,庙宇建筑遍布全国,有着相对集中的题材与表现程式的寺观壁画,其数量与规模尤为突出。而且,很多宫殿寺观壁画就出自当时的名家之手,如隋代的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田僧亮,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王维、周昉等人创作的壁画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不但为隋唐壁画树立了标本,也使得壁画的题材和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宫殿寺观壁画虽盛极一时,但由于中国建筑的特点,中古以前的宫殿寺观等建筑大抵已荡然无存,有的也因屡次修复而面目全非了。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与残存的遗迹来推断其艺术风格与面貌。
2.石窟壁画
隋唐时期的石窟壁画其规模、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如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都十分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其中,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它继承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代表了我国石窟壁画艺术鼎盛时期的最高成就,其题材大致分为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及图案装饰等五大类别。根据当代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属于隋代的敦煌石窟遗存有100多个,壁画保存完好的有80个;唐代石窟遗存有228个,较为重要的唐代壁画遗存洞窟有近百个。许多重要的题材与技法在这些洞窟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有些洞窟更是成为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
初唐石窟的敦煌壁画在佛像的处理上基本摆脱了印度造像的影响,创造出了以唐人为典型的、平和安详的佛,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创造出众多的菩萨、天神、弟子与鬼蜮的形象来。如第220窟佛的形象,其服饰袒胸露肩,衣纹飘举洒脱,面相平和端庄,显然,已经脱离了西域样式,表现出汉民族的特色(图5-13);菩萨形象则体态丰腴,姿势柔美,神情温婉,服饰宽博,已具有了典型的汉式菩萨形象特征;神鬼及佛弟子的形象,更多具有现实人物的表情与姿态,为后世中国宗教壁画的发展提供了多方借鉴;特别是飞天形象,是汉民族以自己的文化和造型观念对西域式飞天形象加以民族化的改造之后形成的新形象,其体态轻盈秀美、飘逸多姿,增强了佛教中的吉祥和幻想的气氛。
图5-13 维摩诘经变(局部) 唐 莫高窟第220窟
图5-14 西方净土变(局部) 唐 莫高窟第172窟
经变画是隋唐壁画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题材,主要描绘想象中的佛国极乐世界。不同的经文所描绘的极乐世界有不同的景致,他们以场面宏大和细节精美著称。如盛唐时期绘制的172窟《西方净土变》(图5-14),画面以趺坐于宝盖之下的无量寿佛为中心,左右有观音、大势至菩萨坐侍两旁,其周围众菩萨、天人等分坐两侧。宝池之上回廊曲折,层楼叠阁,下方乐人及空中飘荡的乐器使画面中好像回荡着悠扬而圣洁的天乐,创造了一个极好的西方净土世界。整个画面人物众多,布置繁复而有序,造型端庄而多资,描绘精美而细致,敷色艳丽而明快,堪称盛唐壁画的杰作。
敦煌石窟中唐时期处于吐蕃统治区域,壁画在盛唐基础上继续发展,但规模则稍不如前,现存石窟40余个。我们最为熟知的莫高窟第112窟《观无量寿经变》,其内容主要是以阿阇世王子生前与其父母的恩怨故事为引子,述说了观想佛国世界的各种方法,有劝人信佛与宣传宿业的作用。其中乐舞部分的“反弹琵琶”形象,可说是莫高窟所有此类形象中最为优美的(图5-15)。
“反弹琵琶”的伎乐天是佛及菩萨的侍从,其主要职能是“娱佛”。画中的伎乐天半裸着上身,手持琵琶,伴随着仙乐翩翩起舞。突然,她一举足旋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绝技,于是,时间不再流逝,整个天国都定格在那一瞬间。“反弹琵琶”的伎乐天神态悠然,体形丰腴,造型优美,具有唐代仕女画的特点。人物线条流畅灵动,一气呵成,裙裾飘飘如游龙惊凤,有“吴带当风”的韵致,也体现了唐代佛教绘画民族化的特色。色彩以石绿、赭黄、铅白为主,整个画面彰显出一种带有西域少数民族特点的色彩氛围,典雅、妩媚,令人赏心悦目。反弹琵琶图是敦煌绘画中最具特点的佛教绘画,它代表了敦煌艺术的最高绘画水准。
图5-15 反弹琵琶 唐 莫高窟第112窟
图5-16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唐 莫高窟第156窟(www.xing528.com)
对于供养人题材的描绘,隋代仍较多保持着南北朝时期的装饰化效果和程式化手法,但已出现随从和车骑等活泼的场面,虽不工细,却神情生动,表现自由。到了唐代,壁画更是写实生动,描绘精细,神态多样,注意身份的刻画与气度的表达,还有更多表现礼佛和仪仗的场面。晚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内容、形制方面延续着吐蕃时期的特点,壁画中的许多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如婚礼、战争、屠房、耕作、乐舞、杂技等都十分生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是张议潮侄儿张淮深为纪念张议潮帅兵收复河西十一州而开窟绘制的(图5-16)。画面描绘了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河西各族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受唐朝册封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的历史事件。作品描绘了由100余人组成的军阵在张议潮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出行的场面。壁画场面壮阔,人马众多,但组织布局有序,构图疏密相间,所表现的形象生动,色彩华丽,表现了威仪赫赫之师的凯旋场景和唐王朝的威猛气势。在敦煌壁画中,这是一幅少见的、珍贵的现实题材作品,同时又是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历史画。
3.墓室壁画
作为绘画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室壁画在古代文献中基本上属于空白。其原因,一是墓室壁画不为人常见;二是墓室壁画很难被历代文人所重视而著录。因此,这部分壁画遗存只有在当代考古发掘中才得见天日,并引起美术史家们的重视。
隋唐时期是墓室壁画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题材方面,传统的表示天上的星相图与表示四方神灵的四神图相对较少,而表现人间生活情境的内容在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占了绝大部分,而且几乎所有此时期墓室壁画中的精品佳作都集中在这类题材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日常生活与唐代整个社会生活的追求。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山东、山西、陕西、宁夏、新疆等地,发掘了一批隋唐时代的墓室壁画,其中唐代的墓室壁画因帝王厚葬之风的盛行,其规模和艺术水平均令前代望尘莫及。特别是乾陵内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内的壁画,篇幅宏大,布局严谨,内容丰富,成为隋唐时代最典型最优秀的墓室壁画杰作。
图5-17 礼宾图(局部) 唐 陕西乾县李贤墓壁画
图5-18 仪仗图(局部) 唐 陕西乾县李重润墓壁画
章怀太子名李贤,为高宗李治及武则天的次子。章怀太子墓室有壁画50余组,面积接近400平方米,《礼宾图》《侍女图》《马球图》等,都是这一时期墓室壁画的典型题材与代表作品。《礼宾图》描绘了三位外国使臣怀着崇敬、严肃的神情,在三位汉族官员的陪同下,正等候着太子的接见。画面中,三位汉官背向各异,似在交谈,而三位外族宾客有聚有分、装束有别,表情在肃穆中又有不同的神情变化,刻画得惟妙惟肖(图5-17)。
懿德太子名李重润,为中宗李显之子、高宗李治及武则天之孙。其墓室绘有壁画400余平方米,包括表现宫廷建筑壮观的《阙楼图》;表现宫廷仪仗宏伟的《仪仗图》;表现宫廷生活优裕的《执扇女侍图》。其中《仪仗图》位于墓道两壁,共由196人组成,分为步队、骑队和车队三部分。步队仪仗共六小队,每队有卫士六至十人;骑队也有六小队,每队五六骑;最后的车队有车三辆,侍臣十多人。整个墓室壁画金碧辉煌,气势磅礴,表现了懿德太子生前的权势和威望。作品用笔流畅、色彩明快,善于利用空间的交错关系,造成画面变化丰富而又不失和谐统一的效果,体现了唐代壁画总体绘制水平的发达(图5-18)。
图5-19 宫女图(局部) 唐 陕西乾县李仙蕙墓墓前室东壁
图5-20 观鸟捕蝉图 唐 陕西乾县李仙蕙墓墓前室西壁
永泰公主名李仙蕙,为高宗李治及武则天之孙女,因触犯武后被赐死。永泰公主陵中的壁画达百余米,绘有武士及男女侍从。特别是由16名宫女队列相向而行的《宫女图》,画中人物或回眸低语,或颔首顾盼,或端庄从容,或闲雅温驯;队列攒三聚五,参差有序,掩映呼应,款款而行,无不仪态优美,情感丰富,安静而有变化。壁画中线条宛若流水行云,跌宕而富于韵律,体现了唐代画师高超的技巧与手法(图5-19)。而《观鸟捕蝉图》则生动活泼地描绘了三名宫女在深宫内院中嬉戏游玩,观鸟捕蝉的情景,在举手投足之间却显现一派无所事事,虚度青春,寂寞苦闷的幽怨之情(图5-20)。
隋唐时期的壁画艺术在总体上步入了巅峰阶段,其艺术成就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而且,作为当时绘画艺术的主流,它影响了之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使得画在纸、帛上的卷轴画在统一的法式技巧的基础上能更深入地探讨绘画自身的形式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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