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雕塑跟佛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佛教雕塑是中国雕塑的代表，它直接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巨大石窟和摩崖造像的修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尤其是在中国佛教获得重大发展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不仅取得很高成就，其间佛教造像形态的演变，风格样式的变化也很明显。北魏前期雕像躯体健硕，面相丰满，高鼻通额，衣纹简洁质朴具有装饰意味，有很强的印度中亚风貌，至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造像中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汉装，造型风格为之一变，佛像细颈扁体，面貌清癯，眉目开朗，神情恬淡，塑造了南朝士大夫风韵的秀骨清像，宽袍大袖的形象。此后造像的形态又向丰满渐次变化，尤其是北齐时崇尚胡人风习的背景，薄衣贴体的造像更显丰厚圆实，这种造像形态的演变，反映出政治文化上背景的变迁。
石窟与摩崖造像构成中国佛教雕塑的主体，石窟也称为石窟寺，是在山崖峭壁上开凿出窟室，其内或雕或塑佛像，壁面施以绘画雕刻，成为具寺院殿堂、禅室等功能的石室。一般石窟都是成组成群，开凿或在多朝或在一代，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常相伴相生，摩崖造像是在山崖开龛造像，不够达到窟室的深度，仅只容佛像因而称为龛。中国的石窟寺，延续之久，分布之广，艺术形式之丰富，成就之卓越，都是举世无双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的彩塑，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石刻的起承转合都代表了中国佛教雕塑主要发展脉络与成就。
1.彩塑
沿着祁连山脉往西，有一条土肥水美的狭长地带，自古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因有“河西走廊”之称。在这条走廊上，古代商人、僧侣、官吏绵绵而行，莫高窟就如一串明珠相缀连。
在敦煌东南方的鸣沙山断崖上，莫高窟开凿所历千年，现存彩塑2400余身，就规模、内容，延续居世界石窟之冠。莫高窟因石质松散不易雕刻，雕塑的主体均以石胎或木芯为骨，外施泥塑成后绘彩色装銮的彩塑。造像风格体现出从最初表现北方民族气质的宽硕以及敦煌本地的特色，渐至接受来自中原风格的清秀，再转至丰壮的变化。造像的组合也从单躯像发展到三尊像、五尊像。如第275窟中交脚而坐的弥勒菩萨大像，头戴轮冠、长发披肩、面相圆润、笑意微露，饰项圈璎珞，腰束羊肠裙，菩萨头后的圆光与双肩三角翼饰均为绘制，壁画以赭红类暖色调为主，间以石绿点缀其间，其营造的热烈效果与塑像的宁静形成了鲜明对比，壁画与彩绘浑然一体，达到一种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图4-16）。
麦积山状如麦堆，是山形奇特的弧山，石窟开凿在山体三面的峭壁上，现存洞窟194个，泥塑造像和岩刻碑像共存7200余躯。麦积山的雕塑在成熟精练与潇洒传神，理想的神圣性与现实的生活感相互协调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尤其是第100、115窟中塑像独具一格，菩萨贴壁而立，衣裙轻薄透体，体现出一种挺秀飘逸的神韵和清俊潇洒之美。没有敦煌贴壁塑像的板直、僵拙，反而富于人情味与个性，灵动欲活，有当风起舞之势。匠师对绕身帔带飘扬缭缠的处理，对张扬长裙折褶细节的把握起到关键作用，像容清瘦到极致，却不枯反腴，年轻少女庄重中的活泼与虔敬中的媚姿都被细致观察并表现出来，是理想美与真实感的高度统一，所以才能使此处的雕塑仿如注入灵魂一般具有活力。观之令人回味无穷，因而无愧于“天然雕塑馆”的赞誉（图4-17）。
2.石刻
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在云冈石窟加快了步伐，至龙门石窟彻底完成，北魏统一北方后，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之西武州山开窟造像，即今云冈石窟。现存大型窟室45个，造像五万余躯，云冈石窟早期成就的代表是昙曜修造的五处洞窟，其造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即云冈16-20窟，通称“昙曜五窟”。
图4-16 弥勒菩萨大像 北凉 莫高窟275窟
图4-17 主佛坐像 北朝·北魏 麦积山石窟147窟
昙曜五窟规制宏大，平面成椭圆形，立面为穹窿顶，造像多为三佛，有些大佛身后开有隧道，设计别具匠心，五个窟主要造像象征五世帝王，突出宣扬了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主像形体塑造充塞窟内空间，异常高大，进窟后观者须抬头仰望，内在的气魄和力量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量，使人深感佛法的无边和自身的渺小，这种强调给礼拜者无比威严和压抑的气氛，是君权、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尤其是第20窟大佛，因石窟前壁崩塌未现原先设计意图，大佛露天雄姿，身躯魁伟，面相端严，神情庄重，充满雕塑的体积和量感，反倒成为云冈石窟的象征了（图4-18）。昙曜五窟佛像粗壮雄伟、肩宽体厚、面型方圆、深目高鼻、火焰纹的背光，光内舞动的飞天，浅薄贴体的服装，唇上髯须的细节，都流露出一种挺秀劲健而浑厚朴实的作风，这显然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反映出西来宗教艺术的雄强风貌中涌动着拓跋鲜卑集聚汉地各处力量融合成的血液。继昙曜五窟之后，皇室勋贵、高官将领、上层僧侣在云冈继续开凿石窟。这处由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所开建，倾国家财力与艺术力量，反映帝王喜好、民族风尚及渗透于内的审美理想和非凡气势的云冈石窟曾给予各地石窟以巨大影响，因而在石窟史上、佛教艺术史上具有显赫地位。(www.xing528.com)
图4-18 云冈石窟 北魏 20号窟大佛
龙门石窟的开凿是伴随着魏孝文帝的迁都，推广汉化政策的大业而展开的，孝文帝从平城到洛阳迁都之举，使北魏脱尽游骑风气，掌握先进的封建文化，与此同步的石窟佛像加快了中国化的历程，形象由健壮转为清瘦，服饰由偏袒右肩、通肩袈裟变成了褒衣博带。这和孝文帝服装改制的推行丝丝相扣。由此可见石窟艺术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处伊水河畔，开凿在东西二山上，又称伊阙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再次开凿的一处石窟。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至北宋续有凿建。现存石窟2345个，造像10万余躯。龙门石窟的两个主要凿造期为北魏晚期和初盛唐，北魏晚期石窟以古阳、宾阳、莲花三洞为代表，有“北魏三窟”之称。
古阳洞原是天然岩洞，经二次扩修由贵族达官们分别具名出资陆续雕造而成，是龙门较早开凿的一个洞窟。古阳洞纪年铭龛像集中了孝文帝迁洛的主要依靠力量如孝文帝之弟北海王及其母高太妃，辅国重将杨大眼，僧尼始平公之子慧成等，均为皇亲显贵。洞窟正面主象为圆雕的一佛、二菩萨，左右两壁各三层，每层四个大龛（唯右壁下层仅二龛），各龛中有释迦佛坐像，或弥勒交脚坐像，或释迦、多宝并坐像，佛像造型都是苗条修长的秀骨清像，衣褶稠叠而有规律，龛楣和佛的背光，采用减地法刻有极其精致富丽的浮雕装饰，使整个洞窟充满虔诚肃穆的宗教气氛。古阳洞的大小佛龛旁大多刻有字体典雅的“造像铭”，“魏体”中赫赫有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十九品选自古阳洞（图4-19）。
宾阳洞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所造。宾阳南洞是为其母文昭皇后所造，宾阳北洞是宣武帝为自己所造，三洞中仅有宾阳中洞为北魏完成。宾阳中洞，以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布局统一，雕工精美，堪称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中的杰作，圆拱形的窟门外两侧各有一高浮雕金刚力士，窟正壁是面相丰满、宽眉大眼、身着冕服、微含笑意的坐佛，两旁侍立二弟子、二菩萨。左右两侧壁又有一佛二菩萨立象。三壁三佛的佛殿窟，主题应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佛、菩萨的后面都有华丽的浮雕背光，窟顶中央雕重瓣大莲花。四周围有十躯伎乐天和供养神，前壁浮雕分上下四层。最为著名的是第三层的《帝后礼佛图》，表现孝文帝并群臣和文昭太后及嫔妃礼佛。文帝礼佛南向，二侍者执仪仗前导，文帝头戴冕旒，手持熏炉，庄重自若，二侍者扶持，一童子添香，后面侍者持宝盖、羽葆，身后十余侍臣紧随其后，徐步前行。太后礼佛北向，一女侍迎面捧熏炉，文昭太后头饰华冠，旁有侍女持莲，后有女侍持羽葆，身后有嫔妃及侍女十余人。两幅浮雕整体气氛和谐统一，层次丰富变化多端，雕刻手法强调线条的运用，人物动势，形体轮廓，服装衣褶，在雕刻时均可见线条的魅力，此礼佛图具有高度的艺术效果和典型的东方特色，现在这两幅作品仍分藏在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
图4-19 古阳洞 北魏 龙门石窟
莲花洞以高浮雕的精美莲花藻井著名，装饰化的大莲花四周环绕手持供品的飞天，精美飘逸。洞内雕有一立佛二菩萨像，佛像与菩萨像之间有迦叶、阿难二弟子浮雕，风格变化已从云冈浑厚粗犷的气势走向龙门雅致秀美的韵味（图4-20）。
以敦煌、云冈、龙门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为了最终摆脱生死轮回，求得彻底的解脱，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和工匠们，怀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炽热的宗教情感，以超人的毅力，完全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名利思想和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凿一斧地在崖畔石壁上雕塑着佛的慈容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像。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信仰之力与艺术天才的双重创造时，我们依然被其中所蕴涵，体现的博大胸襟、慈悲情怀和庄严、宁静、超然、平和的思想之光所笼罩、所折服。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艺术魅力，既来源于宗教的力量，也来源于广大民众对来世幸福的企盼和信念。
图4-20 莲花藻井 北魏 龙门石窟莲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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