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原始人在烧烤食物时无意中发现松软的黏土变成了不惧水火的硬壳,他们一定曾为这奇异的变化而惊叹。当他们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与尝试终于烧制成了第一件陶器时,更会产生无限的自豪感。制陶使得中华民族的美术史,翻开了原始社会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还能找到不少与制陶有关的痕迹,如“陶冶”“陶铸”“陶育”等,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由陶创造的情感世界。
陶器是伴着农耕文化应运而生的,刀耕火种、煮食烹饪加深了人们对土与火的了解,从而为制陶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贮存加工,食物的烹饪享用则更为制陶带来了动力。人们在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中,用心地塑造着各种器具,努力地创造着有滋有味的生活,如食器就分杯、盘、豆、钵、碗、盆、壶、鬹、罐、缸、瓮、鼎……怀着对饮食的多种嗜好和对生活的盎然兴致,半坡人开始在陶器上用自山顶洞人以来就十分崇尚的红色给陶器着色,并绘上精美的纹饰,其蕴含的神秘的原始意味,让人咀嚼不尽。
1.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人多临水而居,渔猎仍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人面鱼纹彩陶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当时人们捕鱼、食鱼生活的反映(图1-7)。彩陶盆内壁饰人面鱼纹图,人面为圆形,在滚圆的脸庞上,画着三角形的鼻子,修长的弯眉,眯成一线的双眼,头上戴尖顶饰物,嘴边衔着两鱼,两耳旁各画一鱼,像是头饰或挂饰。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鱼纹必定与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信仰有关,但对具体涵义的解释则各不相同:有崇拜鱼图腾说,有祈求捕鱼丰收说,有祈求生殖繁盛的祝福说。无论何种解释,耐人寻味的人面鱼纹图都曾是仰韶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一个母题和符号,是人类心理需求、审美想象和高超技艺的综合产物。在今人看来,这些纹饰也许充满了莫解的神秘感,但对原始先民来说,却是可解的,甚至是人人明白畅晓的前代先民的文化积淀和心理积淀。
不可忽视的是,人面鱼纹图不是画在一般的日用陶器上,而只见于一种浅底有孔的彩陶盆,这种陶盆只有一个特殊功用,即作为埋葬小孩的瓮棺的盖子。用瓮作为葬具来埋葬夭折的儿童曾是仰韶文化中普遍实行过的一种葬式,对于瓮棺的盖子底部留有的一个小孔,据专家考证,这是作为死者灵魂出入而专门设置的。而绘在葬具上的人面鱼纹也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了远古的神灵巫术。据闻一多《说鱼》,鱼在中国语言中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追溯到仰韶彩陶屡见的含鱼人面,其巫术礼仪含义就蕴涵着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
图1-7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 西安半坡
此外,蛙、鸟纹也时时出现在仰韶人的画笔下,如蛙纹彩陶瓮、鸟纹彩陶钵。更有趣的是,鱼、蛙、鸟纹有时还被画在同一器物上,如姜塞出土的蛙鱼纹彩陶盆、鱼鸟纹彩陶葫芦瓶。现在在我们看来仅仅是作为装饰而毫无具体内涵的抽象几何纹据研究都是从鱼、蛙、鸟纹不断演化过来的。从实物来看,鱼、蛙、鸟纹的确占据了彩陶文化的中心画面,仰韶人如此全心全意地描绘它们,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情感认同呢?也许只有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和传说才能部分反映或展现先人们的情感、观念和心理。
“简狄吞卵”是殷人对鸟的认祖。殷人说自己的始祖是简狄吞了鸟蛋后孕育而生的,于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便成了他们始祖的始祖。周人的始祖神话诗中有“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谭实訏,厥声载路”的歌词,周人说他们的女祖踩到“帝”的脚趾而怀孕,一朝分娩,生下肉蛋,后经大鸟“覆翼”,后稷才洪亮地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其实,这些故事都讲述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蛋与生殖的关系。试想能把鱼、蛙、鸟这些极不相干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它们都是繁殖力极强的卵生动物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彩陶纹饰中反复出现的鱼、蛙、鸟映现的正是古人关于生殖的思考和企盼。人面鱼纹图最典型不过地显示了古人原始思维中以己推物、万物有灵的观念,也见出了古人尚处在混沌未开、物我不分的文化氛围中。生殖力旺盛的鱼、蛙、鸟纹让人很难分辨他们是在祈祷谷物的丰收、渔猎的收获还是人丁的兴旺,不过有一点却很明确,那些专门描绘在埋葬儿童瓮棺盖上的人面鱼纹图显然是在祈望子嗣的再生和多生。彩陶中普遍出现的鱼、蛙、鸟纹同时也成为当时氏族部落的图腾[3]。其实,作为图腾标志与作为生殖象征并不矛盾,正是对这些生殖力旺盛的生物作血缘上的始祖认同才有了图腾。
2.舞蹈纹彩陶盆
1973年,在青海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图1-8)。盆的表面为红色,在接近盆口的内壁环绕一圈绘三组舞蹈纹饰带: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结发辫,腰配饰物,整个图形以流畅的笔法、平涂的剪影和写实的方式,表现了当时先民们热烈激荡的舞蹈场面。由于头饰与尾饰摆向不同的方向,很容易使人感到他们的身躯是扭转的,再加上规范整齐如同图案的形象使画面更具有强烈的动感。除此之外,先民们还回避了常规的在外壁装饰的手法,只在这件陶器的外壁画了几根简单的线条,而将主要图案隆重地安排在盆的内壁。这也许是先民们还有其他功用与观念上的考虑,但不容忽视的是,只有画在内壁的图案,人们才能同时看到全部,才能更好地领略原始歌舞中那种如火如荼,虔诚蛮野的欢腾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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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
如果把舞蹈纹仅仅说成是先民们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欢乐地手拉手集体跳舞或氏族成员分组围猎野兽的景象,似乎都太简单了。古代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原始歌舞的史料,如: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
“以乐舞教国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周礼·春官宗伯》)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
“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选和,而后大乐备矣。……此舞之所由起也。”(《通典》)
舞的初文是巫。在甲骨文中,舞、巫是同一个字。不用说,舞蹈彩陶盆中的舞者所扮演的正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动物形象,亦即他们的图腾。“扮演”只是今人的视角,就氏族成员来说他们正身着本氏族特有的图腾装束,用热烈的舞蹈和虔诚的歌声表达着对自己始祖的亲切认同和殷切祝祷。真正属于人类创造的、有审美价值的歌舞在其产生之初,无不倾注了氏族情感和原始宗教意义。它们仍然是图腾活动的表现,所谓头戴发饰,下有尾饰不正是“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的表现,手拉手地跳舞不也就是“发扬蹈厉以见其意”的表达么?舞蹈彩陶盆以生动的写实恰好印证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原始歌舞,图腾舞本应就是这种最能给氏族带来希望和幸福的神异之舞。
无论从造型观念与造型手法上,彩陶纹饰对中国造型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奠定了我国绘画中题材描绘与运用的基本方式,也造就了我国绘画中某些形式美的基本原则。当色彩逐渐被更多运用之后,象征性绘画就从器物表面走到了墙壁和地面上。
【注释】
[1]本书一至四章为2014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YBA266)、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4C0727)的研究成果。
[2]实际是象形的“且”。
[3]“图腾”,原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方言“totem”,意为“他的亲族”,即指认某一种动物、植物甚至一般的自然物与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便以这种生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来源,并以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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