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学术活力的生命周期样态

（一）学术活力的过程性特征

笔者在综述国外大量探索学术活力生命周期现象的实证研究后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活力呈现不同的变化样态，但绝大多数都表明年龄这个要素本身与学术活力之间并不存在确定性的关系，而即便极少数研究发现两者存在相关关系，年龄的解释效力也是微乎其微，因此所有推测都指向年龄背后更复杂的个体性和结构性因素。阎光才也认为年龄在高校教师学术职业生涯展开轨迹中仅仅是扮演着一个时间标尺的作用，并不直接影响教师的学术活力。^[3]

而我们针对全国研究生院高校教师的本土性考察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国外的研究结论。这项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显示：虽然随着年龄的展开，大学教师的学术产出总体上呈现一种增长的形态，但这种增长并不是简单的线性递增，而是一种震荡式上升，其间会出现多个活力的波峰。在职业初期表现为一个上升趋势，随后进入一个相对较为平缓的发展期（38—44岁），职业中后期又出现一个快速增长期，之后在经历较大起伏后到达职业巅峰，学术产出最旺盛的时期出现在58岁左右的职业晚期。而衡量教师活力的其他指标，如教学时间投入、服务时间投入、主观感受也都随着职业的展开而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本身并不是直接影响学术活力的显著因子，诸如性别、学术出身、学科、职称等因素是预测教师的学术活力的重要指标。

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的学术产出始终低于男性，而且其波动幅度较大。在职业初期（30—36岁），女性与男性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但在职业中期（40—46岁），女性进入了一个低落期，之后虽有所回升，但到了职业晚期（52—56岁），女性的学术产出跌至职业生涯最低期，两性的差距也在这时达到了最高值。出身不同教育背景存在一定差异，毕业于海外高校和国内985高校对于学术活力具有正向的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不同职称等级教师有不同表现，教授和副教授的学术活力都高于讲师。

具体到不同的学科，自然科学和工程类教师整体的学术产出高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类，但在职业晚期，后两者的学术产出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人文学科类教师在职业晚期（52岁之后）产出具有较大的波动，最高的学术产出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波动的最低值仍高于职业早期的产出。社会科学类教师整个职业历程的学术产出较为平稳，在即将退出职业时出现峰值。自然科学类教师的学术产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较快地增长，职业晚期有较大的下降，但在退出职业时又有所回升。工程类教师的学术产出表现为较为均匀的增长，但在50岁之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二）学术活力变化的个体成因、制度效应和世代效应(www.xing528.com)

质性分析资料发现，交织着个体生命阶段、入职前的教育和科研经历、所在学科、身份转换等因素，教师工作内容、工作动力、个体偏好和职业感受会随着职业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会对当下及以后的学术活力和职业发展产生累积性的影响。

从组织制度的角度来看，以职称晋升制度为典型代表的组织制度对教师活力不是单纯的激励或抑制作用，而是存在着双向作用。具体表现在教师科研产出上升或下降的时间点同晋升制度的年限规定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耦合性：一方面，在晋升副教授之前，随着时间逼近晋升时限，教师科研产出呈增长趋势，这说明职称晋升制度对教师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另一方面，晋升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教师产出又会出现下降，而且这种抑制作用会在教师错过下一个“正常”晋升时间点后，随着时间的拉长而愈加明显。

从世代效应的角度来看，通过比较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三个不同入职同期群的职业路径，我们发现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教育经历、职业选择、研究训练、科研资源与条件等，从而导致不同出生群高校教师成长轨迹与学术活力特征存在差异。

当然以上这三个维度并不能绝然分开，教师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其职业发展始终是嵌入在组织制度和历史环境之中，三者相互交织缠绕，同步发展。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沿着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变动的角色反映的是一种角色序列，但由于先赋性条件、个体动机、身体健康状况、研究训练、工作环境以及同事关系，甚至是生活事件的变化等都使每一个教师的职业发展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轨迹。但角色序列在组织层面，又是一种角色分配，它意味着个体接近承担不同角色的机遇结构的模式化途径。^[4]这种模式化的角色分配必然会影响到个体的角色序列。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成熟、组织的变革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共同影响了个人对自我以及学术工作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不断建构与塑造新的角色，并表现为不同的活力特征。

总之，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不仅有多重表现形态，而且就教师个体或群体来说，它表现出一种阶段性的变化模式，这种变化模式背后既有个体层面动机、兴趣的原因，也受到组织制度的安排、历史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