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宏观层面影响大学教师学术活力的因素不得不提及科研资源，尤其是科研经费。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早已为学界所证实。雷迭斯多夫（L.Leydesdorff＆C.Wagner）比较了中国与OECD国家的科研投入产出情况。他发现，随着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科研投入的增加，其整体科研产出相应增加，而且投入产出比正在迅速赶超OECD国家。[29]凯维克等人（S.Kyvik＆T.Olsen）发现科研经费的增多为学者创造了更多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同时竞争性科研资助方式的变化也激励着学者开展更多的研究。[30]个体获得科研资助的多寡直接影响了学者发表的数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论文发表的质量。[31]格里森等人对荷兰科学家的研究还发现，职业早期能否获得经费支持是职业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导致学术人职业分化的关键因子。获得经费支持的科学家在四年后继续留在科学界的可能性增加了7%，获得教授职称的概率增加了6%，而且他们再次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32]王红梅等对我国1995—2013年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教师的科研产出所作的分析也发现，获得青年基金能够显著提高他们未来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33]
本研究所考察的三个同期群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起步阶段）所获得的科研资助数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970年代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国家对于高校的财政支持以及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度上升。1970年代末高校的科技经费为几千万元，1985年增长至6亿元，1990年达到13.96亿元。[34]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为例，据笔者统计1996年至2014年间，经费平均每年以24%的速度增长，1996年仅有645 583万元，到了2014年已高达2 506 814万元[35]，这对于我国基础研究环境的改善，科研工作者的自由探索与创新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我们将这种外在科研资助环境的历时变化同不同入职同期群教师的职业发展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前者给后者带来了深刻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彻底性的改变，比如A-Phi2老师苦于没有经费支持，直接放弃原专业的研究而改弦易辙。
图5-3 1996—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历年经费投入[36]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官网。(www.xing528.com)
郑也夫在一篇杂谈中提及1980年代末期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5年生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艰苦环境。他说，当时孙立平蜗居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住房中书写文章和著作，当时根本没有课题费供他开展研究或者是缓解生活压力。[37]然而，由于不同学科对于研究条件、研究资源种类和数量的要求不同，因此对经费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如果说孙立平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搭建实验室，购买设备和材料，支付研究助手经费等，想要在这种资源消耗型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几乎是举步维艰。A-PHI2老师的现实选择是从生物学科转向了哲学研究。他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所接受的都是生物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很早就意识到缺少充足的经费支持根本无法进行生物研究。多亏了他在读书期间因为对哲学感兴趣，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毕业时就改行去了大学的哲学系工作，他提到的一个原因就是科研经费问题。
国家经费不是很多，没有办法做生物研究。（A-PHI2，“1980s入职同期群”）
据A-PHY1老师回忆，当时自己在1990年末读书的时候，导师的经费支持还依然有限，但到了自己2010年参加工作时，国家对于科研投入了较为充足的经费，使得自己能够根据兴趣开展研究，相对没有受到财务的约束。
现在做科研经费比原来多很多，项目申请公开公正，我读书的时候，导师就没有很多经费，现在多很多。（A-PHY1，“2000s入职同期群”）
1990年代以后，政府对学术研究除了基础性的投入不断增加以外，对重大的或国家急需的科研任务以及与国家战略相关的科研建设的投入也在急剧增加，比如“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各部委、各省市的各种基金项目等。[38]另外，2000年以来各级政府以及高校更是出台了名目繁多的人才培养项目，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中组部的“千人计划”，基金委的杰青及优青项目等。获得这些项目资助或得到这些人才称号则意味着获得大量的科研资源和机会。这些客观上都为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分配已经逐渐从传统上的平均主义取向转向了以竞争性项目为支持手段的效率主义取向，而该类项目的数量毕竟有限，因此能否获得这些人才称号也造成了年轻一代教师内部的急剧分化，这也是导致这代人产生强烈的职业焦虑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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