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排除迈入职业中期后，有些教师开始考虑其他的选择。教师在职业中期这个过渡阶段会不断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他们一方面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结果不得不在多重角色中做出取舍，而另一方面逐渐意识到他们也许已经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46]D-MATH1老师在43岁的时候开始担任系主任，后续又升至院长、人事处处长，他觉得科研上“再上一层楼，太难了”，所以与其举步维艰地选择新的研究领域，不如转换一个身份成为学术机构的管理者。
看穿一点，如果这些年我不做行政工作，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在科研上，可能能够做出点得意的东西。比如这么说吧，你现在挣这么多钱，再加一个二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点，它不会本质地改变你的生活质量。我相信如果我这几年不做行政，我会做出好一点的活，但我觉得未必能够本质地改变我现在在学术上的地位，因为再上一层楼太难了。（D-MATH1，男，理科）
即便觉得行政事务烦琐时，也未曾想过要放弃这个职务，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多写一篇论文少写一篇论文也没有什么差别。（A-MATH5，男，理科）
戴蒙德提出，到了职业中期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处于下降趋势，经济理性人出于及时止损的信念，可能会开始考虑转向其他行业或岗位。[47]斯蒂芬和莱文区分了优秀学者（elites）和普通学者（journeymen）在职业中期看待学术工作的差别。前者把同行认可和荣誉看作是继续工作的动力，以证明自己的非凡才能，而后者更多是评估科研是否值得自己继续耗费那么多精力，是不是教学或其他社会服务工作能够带来更多物质和精神奖励。[48]但默顿认为A-MATH6老师的这种教学倾向或D-MATH1老师服务角色的转变可能是制度化的自证预言导致个体选择的结果，“一种表面相似但实际上极为不同的角色转变的模式，就是私人的自我应验的预言。在这类情况中，科学家会偏向于继续从事研究。但是他已经相信，他已接近这样的年龄：其创造潜力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开始衰竭了。他不是继续那种他相信自己注定很快就会走下坡路的角色，而是提早转变。他认为新的行政职责会使他更多地关注教学，因而在科学的公众事业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旦相信他未来的研究能力会下降，提前调整就变得十分明智”。[49]
李枝秀发现，所谓的“学术生涯中期危机”的时间段与高校选拔中层干部的年龄段恰好吻合（见表3-2）。[50]默顿指出，角色的转变是由系统导致的，而不是由个人因素产生的。这个过程不是由各个科学家自己对其继续从事研究能力的界定而导致的，而是由这样一种制度化信念导致的，即科学家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通常过了一定年龄后就会严重退化。这种信念已被纳入政策之中，以致一些年长的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不情愿地发现自己升到了行政管理的职位，而其他人发现自己的研究条件受到了限制。研究产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相应下降，似乎只是证明了政策的合理性。[51]
表3-2 某大学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转向行政岗位的年龄统计
资料来源：李枝秀，2016。(www.xing528.com)
斯奈德等人还发现，在职业中期转向行政岗位工作的教授主要是向往行政岗位所附带的权力与正式权威，而那些坚守学术岗位的教授更多是出于喜爱学术工作所赋予的自主性，担心行政角色会损害了学术自由、专业地位等。[52]换言之，这些教授之所以转向行政岗位是因为已经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或科研缺少兴趣，“学而不优则仕”，然而在中国的情景似乎与此不同。访谈中，曾经担任或者正在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都表示做行政工作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指令性的工作加在自己身上的，他们强调自己是“不由自主”“领导安排”“半推半就”而担任行政职务的，自己担任或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决定权都不在自己手中，如果领导让你做这个职务，那是“信任”你的能力或者说器重你的表现，但对于个人而言，自己只能以做好这份“服务”工作来回报领导的这份信任。
我骄傲的是我做所有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应聘过，甚至可以说是别人请我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信任，既然这样，那就做吧。（D-MATH1，男，理科）
我刚刚做满了两届（8年）的行政工作，做与不做都不是由我说了算，这取决于学校的安排和需要，我就是配合。如果学校需要我来做，我就做；而且我肯定会尽心尽力地去做；现在不需要我做，我就不做。（A-PHY2，女，理科）
我当时不知道领导为什么安排我做副系主任的工作，我自己没有刻意去争取，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更没有特意的规划。既然院里让我做，我就做了，就是为大家服务嘛！我个人觉得院系层面的领导跟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区别，也无距离感，无非是有些事情要管一管，参加会议并传达会议精神等。（A-MATH 5，男，理科）
旅美历史学人洪朝辉以他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在美国大学工作的经验指出了中美高校主要管理人员选拔的差异性：中国大学依然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古训，校长大多是院士级的顶尖学者，学贯中西成为选拔中国校级领导的必要条件；而美国各大高校的校长，几乎没有一个是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大牌学者，在学术上也少有惊人的建树和传世的著作，似乎在美国，入仕者不必学优，甚至学优者就很难成仕。[53]这种古训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干部选拔做法中，通常一个教师学问做得不错，很快他就成为某一行政职务的候选对象，某种程度上这是组织上表达对其过往专业成绩的一种肯定或奖励。殊不知从本质上来看，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确实是两种性质迥异的工作，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学者难以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54]结果就是那些教师虽然意识到行政事务和科研工作的冲突性，但又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后可能的结果就是待行政任期结束，自己的专业都荒废了，耽误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对那些管理能力突出，但是专业表现一般的教师而言，则是缺少职业转换渠道，后果就是两方面都造成了人才的浪费，未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当初让我做总支书记，开始也是推的，但是没有推过去。我本身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业务，课从来没有少上，论文没有少发。但一做行政事务，肯定耽误时间，一会儿学校开会，一会儿又下达任务需要层层布置下去，时间上没法平衡，还影响心境，就觉得这种活干吗当初要去接呢。那几年对自己的业务还是有耽误的。（A-PHI1，女，人文）
当时刚接任的时候，我没想过对于科研的影响，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行政事务特别耗费精力，但又不能中途放弃，这样做对系所也不公平。既然是领导委派的任务，那就尽力完成吧！在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还必须履行教学科研老师的职责，教学属于固定的任务量，所以科研时间被挤占得很厉害，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亏的。（A-PHY2，女，理科）
做行政工作对于自己的科研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开会活动占据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一心想要评杰青、长江学者甚至院士，千万不要卷入行政工作，或者可以评上之后再去当。（A-MATH5，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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