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以大学教师的科研活力为代表进行分析，探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影响教师学术活力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尤其关注年龄这个要素是否是影响学术活力的重要因子。根据以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大因素。芬克尔斯坦认为内在动机，而非机构因素，是驱使学者进行科研发表的动力。[79]布莱克本及劳伦斯认为学者对于研究的偏好，对于科研活动的持续投入等，对科研产出具有重要影响。[80]莱斯金和朗等人都发现博士就读学校对于持续产出至关重要。[81][82]克兰认为院校出身比单位声誉对学者科研产出影响更大。[83]布莱克本等人也认为外界环境对学者的科研产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在高校的声誉高低与学者的产出高低高度相关。而且，它还会关系到能否拥有宽广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术网络，进而影响到学者的学术产出。[84]福克斯则认为诸如年龄、性别等个体特征，学科、院校出身、单位声誉等组织因素对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具有重要的影响。[85]此外，研究发现，强有力的家庭支持也是学者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86]据此，本研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我国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
回归模型对于学术活力的解释力为18.2%，其中组织因素对于学术活力的解释力最高，R方的变化量达到12.3%，其次是人口学中的性别因素，再次为时间投入和分配，最后才是家庭因素。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表2-3 我国大学教师学术活力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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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0.05、p＜0.01、p＜0.001。
首先，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是影响学术活力的显著因子。虽然在上述的描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确实呈现增长的趋势。研究者利用1960—1963年出生的大学教师同期群的科研表现数据进行分析[87]，结果发现他们相邻两个阶段的关联度极高，其他时期的相关程度渐次变弱（见表2-4）。换言之，学术职业的展开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早期较为良好的学术训练和职业积累与之后的发展高度相关。克里斯特森等学者（H.Christensen＆P.Jacomb）对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的纵向研究也证实了过往发表情况能够很好地预测之后的产出情况。[88]对此，默顿认为，科学家早期成就和声望通常会带来后期更大的成功，即便他们不再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贡献。[89]科尔和艾里斯等人都通过实证的方法证实了累积效应的存在。[90][91]科尔指出，虽然累积优势的过程有助于某些科学家得到并保持其优先的记录，但科学的奖励和分配机制总体上还是普遍性的、合乎理性的，一个人在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最终仍然是取决于他发表的科学成果。[92]
表2-4 1960—1963年同期群不同时期之间论文发表量的相关程度(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个体产出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了分化。笔者以年龄为横轴，科研产出为纵轴制作的箱型图，可以直观地表达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分化程度。每个箱图从下至上依次显示为科研产出的最小值、1／4分位数、中位数、3／4分位数、最大值五个统计量，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箱子的高度越来越高，即随着年龄的增长，组间的离散程度越来越大，分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生命自然衰老与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都朝着相同的时间方向发展，不是年龄本身，而是其间个体动机、角色变化、关键事件、研究环境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维尔对英国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也发现，年纪变老并不是导致学术产出下降的直接因素，而是与年龄相关的因素或者说背后的因素发挥着作用，比如缺乏继续做科研的动力，精力的分散，研究资源的较少，甚至是知识和技术的陈旧等因素影响了科研的表现。[93]但与此同时，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程度不一。布莱克本指出，学者中存在多产者和少产者，前者在整个职业生涯都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而少产者则会变得越来越少产。[94]阎光才对我国大学教师的研究也发现，高产出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相对于零产出组和低产出组的优势始终存在，学术人在职业生涯过程中的产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95]
图2-17 年龄与科研产出的分化现象
但性别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模型1和模型2中，男性的学术产出显著高于女性，但是当加入教师时间分配及家庭因素后，性别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作用。换言之，女教师由于在家庭中的投入而对工作时间的挤占是导致其科研产出低于男性的关键因素。
其次，就学科差异而言，所有模型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类教师的学术表现确实优于人文学科的教师，但是社科类与人文学科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这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比彻和特罗勒尔指出不同学科的知识发展性质以及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标准存在着差异。[96]相比较而言，自然科学和工程类的知识是累积性的，学术共同体内对于知识的验证和陈旧具有明确的原则，但人文社科类对知识的确定标准和知识的陈旧标准存在较大争议，在本学科所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上缺乏一致的意见。这种知识生成的差异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文社科类学者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进入、消化并贯通本学科内的知识。
就学术出身而言，毕业于海外高校和国内985高校对于学术活力具有正向的作用，但目前工作单位对于学术活力并无显著作用。克兰（D.Crane）认为受训于大型大学（major universities）的学者通常比受训于小型学校（minor universities）在后期的学术活力更旺盛，因为他们有机会更早参与科研项目，积累了研究的经验，甚或是找到了引领他们走上成功的学术导师。[97]一方面，这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大学在聘任新教师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毕业于声望较高学校的毕业生，这时学校声望的符号功能对职业进入发挥着作用，但一旦进入某一高校，评价教师的标准不再是院校出身，而是能否做出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工作业绩。罗森布姆也发现正式教育的文凭作为一种“符号”对于进入某个职业有重要作用，但对于人们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提升则相对作用较小。[98]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的样本都来自拥有研究生院的高校，因此高校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所以造成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者还加入了目前工作单位所属学科的层次这个变量。结果发现所属学科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对于学术活力具有显著影响，但省级层次的重点学科与普通学科之间并无差异，这可能源自我国绝大多数学术资源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国家更加强调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学科对于一个学者学术活力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高于所在大学。
职称等级确实是预测学术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教授和副教授的学术活力都高于讲师。另外，在我国大学行政权力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会通过资源分配、学术网络关系等影响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因此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子。
再次，从时间投入的角度来看，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的教师，其科研产出更高。福克斯（F.Fox）指出，多产的学者，尤其是一流的学者都有超乎一般人的持久力，勤奋工作，坚持不懈地追求一个长远的目标。[99]在教学和科研时间的分配上，科研活动的时间越充裕者，其学术活力越强，但数据并不能支持一般认为教学与科研零和关系以及事务性工作对于科研的干扰等说法。
此外，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并未发现来自家庭经济负担、子女教育、赡养父母等家庭的压力对于大学教师的学术产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压力并非在整个职业过程具有同样的作用，而仅仅是出现在特定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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