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与学术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不同领域内，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理论预设不同，导致关注点，以及对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选取和分析也不尽相同，继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甚至截然相悖的学术生命周期形态。拜尔和达顿（A.Bayer＆J.Dutton）曾对年龄与学者科研产出之间的非线性模型进行过验证性的分析[22]，笔者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更加详尽地说明该现象的复杂性。归纳来看，年龄与学术人才的关系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零相关、线性相关和非线性关系，同时这三大类又可细分为七种具体形态。以下一系列“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图中，纵轴代表学术活力，横轴代表年龄。
第一种最简单的形态为零相关，即认为年龄与学术活力之间在统计上并不相关。对此的一种解释是认为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无关系，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因素存在，导致年龄对学术活力的影响被消解了。比如普赖斯就认为年轻教师的学术活力高于年长教师只是由于年龄分布问题。[23]欧维尔（R.Over）的研究发现，科研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与科学家的自然年龄和工作年龄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比如年龄与质量（被引）之间的相关系数仅有0.02。他对心理学家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统计，虽然绝大多数是由40岁以下的学者发表的，但他发现这是由于心理学家的年龄分布造成的，并不是年长者的能力不济所致。而且年长学者和年轻学者在高被引文章发表上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24]布莱克本（R.Blackburn）发现年龄与教学业绩之间并不相关，只是年长学者的内部差异性较大。[25]马什（H.Marsh）对195位教师长达13年的教学效能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个体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是这些差异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经验的增加对于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作用。[26]
图2-3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1）
第二种形态认为年龄和学术活力之间为线性负相关关系。罗兹（S.Rhodes）发现生理上的衰老会引起基本认知能力与运动知觉能力的减退从而造成工作绩效的下降。[27]但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对1 000名物理学家的认知测试发现，25—35岁年龄组与45—55岁年龄组的差异显著大于45—55岁年龄组与65—75岁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虽然总平均分和小项平均分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很多认知功能在65岁之前并没有明显变弱，甚至有些到75岁也没有明显的变化。[28]西蒙顿（D.K.Simonton）推测造成学者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原因，还可能来自智力的下降。[29]
心理学研究发现影响创造力的智力类型可以进一步分为晶体智力和流体智力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个体阅读、写作、语言理解等习得能力，而流体智力是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主要表现在注意力、视觉运动记忆、识别能力的速度和精准度等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两者的变化速度并不一致，前者较后者下降速度慢。[30]但哈代格里（A.Hardigree）认为如果考虑工作类型，智力的下降并不必然带来工作业绩的下降。对于流体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类型，年龄与工作业绩之间的相关系数呈递减趋势，而对于晶体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类型，并未有证据显示两者之间呈现增长趋势。[31]怀特和福纳（M.White＆A.Foner）证实了哈代格里的观点。他们发现，鞋匠在40岁时产能最高，之后持续下降，而文员的工作业绩直到65岁都在持续增加。[32]
沙依（K.Schaie）也不认同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观点，他借助于“西雅图纵向研究”（the 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的数据对整个成年人智力能力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语言理解、归纳推理、空间定向、数字和言语流畅等基本心理能力至少自成年早期（约25岁）到中年早期（约45岁）都是缓慢增长的，虽然各能力获得最高峰的年龄和随年龄增长的变化程度存在差异，但至少在60岁之前并没有显著的衰退。而且虽然在67岁之前确实发现所有能力均有衰退的迹象，但这种衰退很缓慢，甚至可以延续到80岁，并且对于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其衰退都不是线性的，而是阶梯式的。因此，他认为年长者的智力水平并没有下降，只是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变得陈旧了。[33]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大学教师在教学上的表现，他们不愿尝试新的教学技术或先进的设备，导致学生对于年长教师的教学认可度较低。[34]霍纳（K.Horner）等人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教学的总体评价呈下降趋势，而且年长教师在语言表达、课堂准备、组织管理、教学方式、教学热情等各个指标上均低于年轻教师。[35]
图2-4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2）
第三种形态体现的是年龄与学术活力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拜尔等称之为累积增长函数（cumulative growth function），其基本假设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术人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因此其学术活力也是呈上升趋势。[36]默顿认为这背后的作用机制是年龄与专业认可之间高度相关，因为那些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更有可能被认定取得了特定的科学贡献，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能性会不断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抑制。[37]坎崔尔（D.Cantrell）发现若仅仅以论文来衡量科研产出，工程系教师在50岁达到高峰，随后下降，但假如将书籍、项目等全部计入其中，总产出会随年龄持续增长。[38]经验的正向作用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相较理工科更为明显，因为前者的知识积累与生命体验是相通的。另外，登达尔和刘易斯（H.Dundar＆D.Lewis）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者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也会增加，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科研产出。[39]拜尔和斯马特（A.Bayer＆J.Smart）对1960—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化学家同期群25年间发表论文的类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独立作者的论文在整个职业生涯呈下降趋势，但合作作者的论文会随时间而大幅增加。[40]金尼等人（D.Kinney＆S.Smith）发现在人文学科中，直到50岁，教学评价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社会科学领域更是达到65岁以上。[41]总体上，无论是线性负相关关系，还是正相关关系，都将两者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42]
图2-5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3）
不同于第三种模型认为学术活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第四种形态的假设是到了一定阶段后，这种增长的速度会放缓。拉扎斯菲尔德等人（P.Lazarsfeld＆W.Thielens）的研究发现社会科学家在41—50岁之间的产出跟之前相比翻了一番，50岁之后还会继续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趋缓。[43]凯韦克（S.Kyvik）在多产的研究者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趋势。[44]海默尔（E.Hammel）利用纵向数据对加州大学化学教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同40岁以上的教师相比，只有61岁以上的教师平均科研产出略有下降，51—55岁以及56—60岁这两个出生组的科研产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趋于平稳化。此外他将科研发表、教学活力、社会服务三个指标的总和再次进行测量发现，曲线的形态依然未发生改变。[45]
图2-6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4）
第五种形态表现为年龄与学术活力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这也是目前学界相对比较认可的一种关系模型。上文提及的美国心理学家莱曼对化学家、工程师等各类创造性人才进行了研究，都发现年龄与创造力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的发展形态。[46]科尔[47]、塔克曼[48]、戴维斯[49]、利兰[50]等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年龄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这一变化样态。弗里德曼[51]、金尼等[52]人，以及林斯基等人[53]都认为，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跟年龄之间也是这种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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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5）
大量生理学和心理学对此的实证研究发现，记忆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问题处理能力等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54]比尔德（G.Beard）通过研究一千多位天才完成最重要贡献时的年龄发现，他们创作的最佳年龄区在30岁至45岁之间。[55]对此，他的解释是创造主要受热情（enthusiasm）与经验（experience）两大要素的影响。前者是创造的动机来源，后者为创造提供了辨识能力。一般来说，在人的一生当中，这两个因素起伏不定，热情在生命早期就能达到峰值，然后稳定下降，而经验随着年龄的逐步增加，两者达致平衡的时期在40岁左右。整体上，两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就是一种倒U形的曲线。
戴蒙德（A.Diamond）还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对学者的学术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学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高，但用于产生新增人力资本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而相比科研，行政、咨询等事务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学者减少了科研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果导致科研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56]列文和斯蒂芬（S.Levin＆P.Stephan）对学者投资驱动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物理和地球科学的六个分支领域内，除了粒子物理学外，其他五个领域的学者都表现出明显的投资驱动现象。[57]他们的解释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粒子物理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或可理解为韦伯口中的“天职”（calling）。
但斯蒂芬认为人力资本模型在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之时有点力不从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学家的职业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58]工作复杂程度也是影响工作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59]芬克尔斯坦援引帕森斯和普拉特的观点分析了学者的研究取向，他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者由以往关注非常具体、实证性和分解性的问题转向特别宏大、理论性、综合性跨学科的问题，而这种转向可能导致研究的周期拉长，不会快速见到成效。[60]总之，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承认的一种模式，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未能解释职业后期另一个小高峰的存在，即第六种变化形态。
有些学者发现，学术活力并不是在达到顶峰后就呈下降趋势，而是会出现第二个小高峰。[61]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处于职业中期的学者可能会转向行政管理岗位，导致学术活力的下降，反映在曲线上就是一个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经验的积累和学术奖励制度运行所带来的优势累积又会导致其在职业晚期学术活力的增长，形成一个小高峰。
图2-8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6）
最后一种形态可以看作是第五和第六种模型的综合体，它既考虑到职业中期角色变化的影响，又考虑到中后期外在奖励制度的作用，还考虑到职业晚期年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最终使得年龄与学术活力之间呈现一种双驼峰的曲线关系（saddle-shaped curve）。佩尔兹和安德鲁斯（D.Pelz＆F.Andrews）在1966年《组织中的科学家》一书中论述了年龄同科研产出之间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变化模式，并且从智力下降、行政工作、成功后的懈怠、过度专业化以及技术退化五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62]拜尔和达顿利用美国教育委员会全国高校教师调查的数据对物理、地球科学等七个学科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该模型适用于其中五个学科。[63]但西蒙顿从模型的简约性出发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四阶多项式双驼峰曲线的预测性并未有较大的提高，而且有研究表明双驼峰曲线可能是虚构的，并不真实。[64]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晚期峰值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总体异质性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学术活力较弱的教师逐渐退出了学术职业，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学术活力较强的教师，因此在统计模型上会出现一个较小的波峰。布莱克本[65]、凯维尔[66]等众多学者的研究确实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存在两个产出的高峰期：第一个巅峰大致出现在30岁后期到40岁早期，第二个次峰值出现在60岁左右。
图2-9 年龄与学术活力关系（7）
由以上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年龄与学术人的活力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关系的相关程度如何以及关系的变化形态，并未有一个确凿的结论。不仅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解释（如表2-1所示），即便在同一理论指导下由于测量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也未能达成共识。克莱门特（F.Clemente）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累积性的，甚至当我们对其了解得越多，越会发觉其研究结果模糊不清，甚至相互冲突。[67]此外，绝大多数研究是直接将年龄与生命活力、经验、动力相关联，测量年龄与学术活力双变量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学术奖励以及环境等外在制度对学术人成长的影响。还有，以上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对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因此其结论限于一个相比较而言较为成熟、规范、自主的学术环境，那么对于学术环境处于激烈变革，学术共同体尚未发育成熟的中国而言，这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表2-1 年龄与学术活力变化样态的关系类型及作用机制
②Pelz D C，Andrews F M.Scientists in Organizations：Productive Climat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New York：John Wiley＆Sons，1966.
③Parsons T，Platt G M.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A Pilot Stud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④Cole S.Age and Scientific Performan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84（4）：958—977.
⑤Over R.Does Research Productivity Decline with Age？［J］.Higher Education，1982，11（5）：511—520.
续表
①Allison P D，Stewart J A.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ong Scientists：Evidence for Accumulative Advantag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4，39（4）：596—606.
②Dundar H，Lewis D R.Determinants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Higher Education［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8，39（6）：607—631.
③Mcdowell J M.Obsolescence of Knowledge and Career Publication Profiles：Some Evidence of Differences among Fields in Costs of Interrupted Care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4）：752—768.
④Pelz D C，Andrews F M.Scientists in Organizations：Productive Climat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New York：John Wiley＆Sons，1966.
⑤Diamond A M J.The Life-Cycle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Mathematicians and Scientists［J］.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6，41（4）：520—525.
⑥Baldwin R G，Lunceford C J.Faculty in the Middle years：Illuminating an Overlooked Phase of Academic life［M］.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2005：29，9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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