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强制要求50多岁的教师还要做科研不现实，比如每年发表多少数量的论文确实没必要。（A-MATH5，男，理科）
35岁以下医学、生物学相关专业及相关交叉学科毕业的海外知名院校博士或博士后。（某高校教师招聘要求）
长江学者规定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年龄不超过45周岁，人文社会科学类不超过55周岁。（长江学者申请条件）
以上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位受访者对50岁以上大学教师科研状况所作的一种评价，他认为科研能力受到年龄限制，到了一定年龄将很难再继续科学创造活动。第二个事例是某高校在引进青年人才招聘时，除了对申请者科研能力等提出要求外，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年龄警戒线。笔者周围就有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某海外毕业博士，1981年生，去年进入某国内高校工作。他形容自己能够进入该高校为“生逢其时”，因为后来他从人事部门得知，别说再长一岁，甚至差几个月，他连该校的招聘初选资格都没有，因为他在本科毕业后又工作几年才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待学成归来恰好满35岁。第三个是某项高层次人才计划对申报者年龄设置的关卡，它只奖励理工科学者45岁，人文社科学者55岁之前的学术成就。换言之，它默认有影响力的成果一般出现在这个年龄之前。以上事例共同说明无论学者自身还是政策的制定者都隐约意识到大学教师的研究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年龄段的学术活力呈现一种不均衡性。而且，他们倾向于认为年纪越轻，学术潜力越大，因此把年龄视作预测大学教师学术能力的一种重要因素。
其实，此种看法并不新鲜。科学界早就盛传“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牛顿24岁发现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年仅26岁，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时也不过29岁。爱因斯坦本人也支持这种观点，甚至公开表示：“一个人在30岁之前还未做出重大科学贡献的话，他这辈子就别想了。”[2]然而这些例子并不足以说明科学界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都是年轻人，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薛定谔创立量子理论的波动力学时已是37岁。普朗克提出量子理论的时候已是47岁。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伦琴50岁时才发现X射线。[3]造成此种信念的生发机制并不是本章旨在解决的主要问题，但简述几位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观点还是有助于理解这道历久弥新、悬而未决的难题。
据称该说法可追溯到近代统计学之父比利时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Quetelet），他在1836年针对法国和英国剧作家连续五年话剧产量与年龄关系作了一个直观的分布图，他发现年龄与创造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4]另一位助推了这种观点的人当属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莱曼（C.Lehman），他耗时三十余年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创造力的高峰期确实出现在年轻时期（30—39岁之间）。[5]最初他借助化学史料搜集到244位化学家做出的993项重要贡献及其完成的对应时间，分析发现这些化学家最多产的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39岁之后的贡献数量急剧减少。此后，他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又对工程师、心理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作家、艺术家、运动员、政治与军事领袖等各类创造性人才进行了研究，虽然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年龄出现的区间略有差异，但基本都是落在30岁至39岁这个年龄区间。西蒙顿（D.K.Simonton）是莱曼的忠实拥趸，他认为莱曼的研究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还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科学家的状况。[6]
图2-1 年龄与创造力的曲线模型
资料来源：C.H.Lehman，1958：5。(www.xing528.com)
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Cole）认为莱曼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致命错误，因为他在对比年轻与年长者的贡献时忽略了他们各自在其年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这不是科学家的年龄分布问题，只是反映了科学家中最优秀的成果都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取得的而已。[7]普赖斯（D.Price）指出，科学家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年轻科学家在任何时代所占的比例都是最大的，因此相应的，他们做出贡献的比例比较大也就不足为奇。[8]另外，心理学家丹尼斯（W.Denice）批评莱曼的研究没有考虑寿命长短对各个年龄层的成就分布有侧重的影响。[9]为此，他选取了738位从1600年至1820年出生且寿命超过79岁的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在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三个主要群体中（除美术与文学家外），20岁至30岁是学术产量最少的十年，研究产出的高峰期出现在30岁至40岁期间，或40岁以后。但从40岁开始，学者的产量并未如莱曼所言出现滑坡式的下降，而只是略有下降。过了60岁以后，产量才大幅度下降。
而众多对于科学精英，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也发现，获奖者多是中年人，而且科研创造峰值年龄还在不断增长。比如朱克曼（H.Zuckerman）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自然科学领域并非完全是年轻人一统天下，中年学者依然活跃其中并大展宏图；对比之下，虽然普通科学家的创造力比率低于精英科学家，但他们的学术生命甚至可能更长，学术创造力的高峰甚至出现在50岁以上这个年龄段，超过60岁以后才开始下降，详见图2-2。[10]雷（K.Wray）对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也发现，并不是年轻科学家，而是中年科学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1]琼斯和温伯格（B.Jones＆B.Weinberg）对1901—2008年间525位物理、化学和生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重要成果的年龄进行统计发现，整个时段内获奖者取得重要成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7.2岁、40.2岁和39.9岁，而如果仅观察1985年之后的情况，其平均年龄分别增长至50.3岁、46.3岁和45.0岁，因此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年龄在不断增长。[12]
图2-2 不同年龄段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普通科学家每年的创造力比率
资料来源：朱克曼.1979：附录五。由笔者根据该附录五中的科学家每年的科研发表数据制作而成。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解释是所谓“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并不主要是指科学家的年龄分布，相反，它只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科学中最优秀的成果都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取得的。[13]然而一旦这种信念被纳入学术聘任、晋升、资助、奖励及退休政策之中，一些年长的科学家不情愿地发现自己不得不委身于教学、行政管理和咨询活动之中，结果惊奇地发现科学家的学术生产力确实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地下降。托马斯定理即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其结果终就成为真实的。[14]研究表明相比年轻人，年长者受到的评价更为严苛[15]，工资增长的机会更少[16]，缺乏培训或交流机会[17]，而这些年龄刻板印象确实对老年人在工作绩效方面都有消极影响。[18]而科学家一旦接受年长者无法做出重大贡献这一说法，他们也就丧失了继续追求突破的动力。
总之，年龄与学术生产力的反向关系似乎只能说明上述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而并不能证明年长者科研能力或活力的下降，因为也许是一系列来自外界的评价，甚至研究环境的恶化导致科学家研究产出的降低。199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对于教授并无强制退休年龄的规定，但是霍伊（A.Howe，et al.）等人的研究发现年龄与获得外界科研资助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并不是年龄导致科研活力或质量的下降，而是科研资助中存在一定的年龄歧视现象。[19]斯特罗毕（W.Stroebe）描述了德国学术界的情况：荣誉教授退休后要把整个实验室转交给下任负责人，除非得到允许，否则无法继续使用实验仪器。而且临近退休时，教授也不能再招研究生或者申请研究资助。[20]缺少了设备、研究助手和资金这些必要的研究条件，可以想见学者怎么可能再维持持续的高产出！
继莱曼之后，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又涌现了一批研究年龄与创造力／学术活力关系的学者。普赖斯指出，科学的发展已由“指数型增长”的小科学进入了“逻辑斯蒂型增长”的大科学时代，但美国面临着老龄科学家比例增多，而年轻科学家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亟须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政策证据。不少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对此进行了研究且成果颇丰，但依然并未达成共识。[21]年龄是不是区分学者创造力或学术活力的显著因子，以及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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