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学院模式下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研究成果

多数学者认为，专业群源于经济学领域中的产业集群理论，而产业集群的形成又是基于资源集聚的比较优势而带来的集聚效应、效率效应、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提高绝对竞争力，其目的是追求成本最经济、效益最大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职业教育要为人的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其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职业院校的发展模式由规模式走向内涵式，集群的概念也逐步由经济领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为此，我们对产业群理论做一些基本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集群理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是集中针对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而进行的。产业集群研究表明，性质相近、互为依存的经济个体合聚一地，能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带来集聚、共生、协同以及衍生效应，获得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整个集群健康、有序、和谐发展。产业集群对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越来越重要。产业集群之所以显示出如此强劲的优势，在全球备受瞩目，是与集群本身的结构特点密不可分的。

关于产业集群，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定义差异非常大，概括起来基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认为产业集群仅仅是一堆类似或相同性质的企业（即使存在相互联系的潜在可能）在地理上集聚；第二种类型认为产业集群不仅是相似或者相同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也重视集聚体内主体的联系，其概念特征上与一些文献中提到的产业区概念类似。无论学者们如何定义，一般都涵盖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产业集群是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的，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聚集现象。②产业集群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至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价值增值网络。③产业群是一个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之间的新型的、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其内部能实现知识和技术等现代资源的充分流动。

产业集群理论从最初对产业地理集聚现象的观察，到描述、分析、比较这一现象，再到导入集群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集群竞争优势及其成因，分析集群的演变与形成机制的过程，也就是产业集群从启蒙、演进到成熟的过程，在理论界已有70年之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家波特（M. Poter）、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克鲁格曼（P. Krugman）对产业集群进行了一系列的经典论述，方才宣告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后形成，并引发了新的产业集群研究，最终形成了目前这种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共同研究的局面。

一般认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是第一个提出产业集群理论的经济学家，他第一个从产业区角度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马歇尔将集聚企业的地区称为“产业区”，并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马歇尔认为产业集群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外部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规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而获得。他曾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与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第二类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马歇尔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还用随着产业规模扩大而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来说明产业集群现象。因此，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解释为马歇尔关于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ber）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1909年，韦伯出版了《工业区位论》，书中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韦伯把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位置因素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并在探索影响集群的一般因素中利用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程度。韦伯认为，集聚形成是因为各个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且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集聚而节约的成本时，迁移才可能发生。若干企业集群在一个地点同样也能给各个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技术设备发展的专业化、搜寻劳动力的相关成本的降低，也都促进了企业集聚。集聚是企业为了追求好处而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群的形成是需要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当然，集群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政府的扶持，还没有定论。总之，韦伯从区域因素探讨产业集群的优势，其研究成果相当有价值。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经济空间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围绕着极核进行，空间发展如同部门发展一样，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佩鲁认为，现实经济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相互间的不均衡影响而产生一种不对称关系：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另一些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他把这种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施加的不可逆转或部分可逆转的影响称为支配效应。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生支配作用。特定企业的支配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整体的发展。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是高效率的，能够有效地利用创新增加产出；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反过来又刺激了创新。这两种作用的叠加使支配型企业在提高经济效应的同时，通过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最终带动社会发展。可见，当政府将某种推动性产值植入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性产业的集聚，然后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关联效应，导致地区经济的增长。增长极理论强调推动性产业的作用，也强调政府和企业对推动性产业的巨大影响。因此，增长极理论中的集聚不能称为自发型的，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呈现出经济衰退景象，从而导致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与此相悖的是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东北部（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和中部等地区的经济却出现了稳中有升的现象，成为抵挡和战胜经济衰退的领头羊。这一情景在西方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区域与当年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遂将它们称为“新产业区”。其核心就是构建中小企业集群网络，依靠内源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这为人们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新产业区”理论的影响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产业集群的研究已成为地区或国家竞争力研究以及区域经济研究重要的前沿问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集群形成机制、集群特征、集群与创新、区域经济自立型发展模型，尤其是合作与竞争等方面。当时，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与同事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十个国家进行了考察，根据对这十个国家的案例分析，将这些不断创新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两个变数和四个因素，即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和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需求条件、机遇及政府，他将这些变数和因素称为“钻石系统”。他的产业群理论也被称为“竞争钻石”理论。波特认为，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往往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一是提高区域企业的生产率；二是指明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率；三是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企业数目达到关键的多数时，就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而新的产生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构造成四个基本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群落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并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含义：“集群是特定产业中互有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集群包括一连串上、中、下游产业以及其他企业或机构，这些产业、企业或是机构对于竞争都很重要……最后，集群还包括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像大学、制定标准的机构、职业训练中心以及贸易组织等—以提供专业的训练、教育、资讯、研究以及技术支援。”[3]简单地说，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产业通过聚集发展，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产业链，发挥聚集效应。波特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对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经典的论述，使集群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引起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他从企业之间竞争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认为集群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竞争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了创新与发展，产业集群被看成是“充满合作的竞争的灵魂”。他采用新古典主义观点，讨论了竞争产业结构，即许多公司在同一产业领域竞争，增加了提升技术、最小成本、创新等技术压力。但是，在一个给定的产业和区域，一个简单的产业集中指数并不仅是公司间竞争程度是否合适的指示器，更是产业内的竞争风气。地理上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生产以及提供具有类似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竞争可能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竞争领域扩大，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促进了产业集群的扩大。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产业集群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运用主流经济学建模手段来解释经济的区域问题，吸收了城市经济学、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不完全竞争和利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试图建构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创建“新经济地理学”，成为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等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正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从理论上论述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聚集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产业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模型为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强化的促成因素。

此外还有合作竞争学派，以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恩赖特（Michael Enright）为代表。他认为，合作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去共享资产、营销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好处，但企业还得进行竞争，因为在市场中将遇到许多国内外竞争者。对企业而言，合作就是在向竞争者提供有价值的专用信息；而对政策制定而言，就是在支持合作和激励竞争、促使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问题。同波特的竞争理论相比，恩赖特的产业集群理论更多地包含了有关合作的思想。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成了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保障。企业间的这种合作，以有关经济活动的文化更新为基础。一是从微观层面上，这种依赖是可以研究和分析的，分析中的学习效应是可以传递和复制的；二是某一区位的社会文化品质和合作意愿，如团队劳动以及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对立情绪的降低等；三是随着企业更多从供应商购入产品和服务，企业都很重视以信任为基础的相互联系、互惠关系、交换关系和社会网络联系。总之，合作竞争学派是从合作中的竞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强调合作中的竞争，在竞争中找到合作的思路和方法。

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创新环境”理论[4]。创新环境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最先是由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们先后提出了“创新环境”“创新网络”“集群学习”等概念，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产业集群内创新的条件和机制。创新环境，一是指本地化的网络结构，它是由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组成的，可以降低企业经常的静态和动态的不特定性，并使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在功能信息方面结成密切而稳定的关系；二是指企业外部的学习和内部的创新相结合，并以此来制定经营和创新战略的组织体集合。创新环境是“孕育全新过程的区域组织”，是对高科技和创新密集型中小企业集聚区的指代，与马歇尔的产业区有异曲同工之妙。环境是创新赖以进行的一个重要意境，是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支持系统。环境为创新提供了条件，创新的结果就会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创新环境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同创新活动联系到一起，使域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和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得到强化，产业集聚可使群内企业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补助产业的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机构创造以及企业组织创新的好处。创新环境是企业进行创新的约束系统，是一个学习系统。这个学习系统有助于企业进行研究和创新，有助于企业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并将这些新产品或服务成功地推向市场。创新网络则更注重集群内企业之间、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是这些中小企业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沟通与接触，才形成了有效的创新网络，从而使企业产生一种内生的创新力，推动着集群创新的不断发展。

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具有伴生关系的教育类型，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需求往往最先在这一类教育中得到反映，而产业集群理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拓展和应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产业集群理论既是专业群建设的理论依据，也可作为指导职业学校专业群建设实践的明镜。通过产业集群理论的学习与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校把性质相近、互为依存的专业个体合聚成群，能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带来集聚、共生、协同以及衍生效应，获得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整个专业集群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产业集群理论对专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专业集群共存、专业集群发展、专业集群创新、专业集群合作与竞争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