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未刊登的《庸报》见解

吴微哂□

在讲《庸报》出卖过程之前，应该先谈谈原《大公报》记者张逊之这个人。

张逊之是天津青帮头目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和青帮另外两个头目白云生、袁文会分庭抗礼的。不过张逊之有《大公报》记者这样的公开身分，活动的范围更广，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掩盖其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行迹。

天津沦陷前后，张逊之在惠中饭店以嫖赌为掩饰，和一些爪牙进行活动，实际上他已脱离《大公报》，再用不着“记者”这个外衣，显然他已和日军侵略势力建立了联系。

就是张逊之这样一个人物，《庸报》社长蒋光堂先把他引了进来，名义是任副社长，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肮脏交易。卢沟桥事变之后，天津沦陷的形势日见明显，张逊之即退到幕后，而由台湾人李志堂作为《庸报》产权所有者，出任社长。同时进入《庸报》的是张紫舟、陈培恺几个台湾籍特务，另外有一个姓“三好”的日本人进进出出。(www.xing528.com)

当然蒋光堂这项肮脏交易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究竟蒋光堂把《庸报》卖了多少钱，始终没有透露。李志堂这个代理人在《庸报》呆了不久，随着天津的沦陷，日本侵略者就直接插手进来。先是天津特务机关派了一个名叫池上广盛的人进入编辑部，与此同时为了控制新闻，大量采用日文通信社“同盟社”的稿件，由“中日中学”（上面谈到的‘三好’曾在该校）组织了翻译力量。另外有的原来就在亲日报纸《东亚晨报》、《中美晚报》的人物，也被逐渐安插到编辑部内。

这样，《庸报》在日本侵略军天津特务机关的扶持下，已经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但是它仅具雏形，仍然处于过渡之中。国民党节节后退，把华北大片国土让给日军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设立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以及“兴亚院”等机构之后，在北京建立了以武田南阳为社长的《新民报》，在天津就加强了对《庸报》的控制，由驻屯军报道部直接派出大矢信彦为社长，坂本贞为编辑局长，扩大了原编辑部的组织，改为编辑局，下设整理、采访、翻译、经济、文艺等部。全部编辑活动，操纵在坂本和另外两三名日本记者的手中。由于当时日伪政治中心是在北京，《庸报》的北京分社有一个日人分社长山本宗本，另外有两名日人记者，大矢信彦也经常到北京军部去汇报工作。

由于日本侵略军所谓“强化宣传体制”扼杀了所有的大小报刊，所以《庸报》的销行地区是相当广的。后来甚至企图在宣传上控制河北省石家庄这个战略要地（日军曾修建石德铁路），《庸报》也曾派人去组织支持《石门日报》。在整个华北沦陷时期《庸报》在敌人的控制下是起突出的侵略宣传作用的。另外它支持采记部长于心民组织的“天津新闻记者协会。”虽然日子不长（因为《新天津报》、《天风报》、《东亚晨报》之类的报纸都逐渐停刊，在《庸报》之外没有什么记者，当然也就无所谓“协会”），但是它的目的仍然是企图控制整个天津新闻界。他也和伪警察局的特务科联系，把持左右当时的薛铁民（伪警察局特务科）为首的所谓“新闻检查所”。诸如此类，《庸报》当时在天津的罪行可以说仅次于北京的《武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