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济寺的佛学院与施主阮忠枢之妾有密切关系

广济寺是坐落在北京西四牌楼的一座古刹。清末由北京人悟然和尚在该寺做住持，到民国初年，悟然把该寺法席传与法徒道阶（湖南人）继任，不久道阶将广济寺法席传与他的法徒现明（湖南省衡阳人），而道阶专任法源寺的住持。从此两寺就被称为湖南派的寺庙。

广济寺在悟然做住持时期，已经哀落不堪，庙里住的也没有几个僧人，在庙附近少有房产，而田地毫无，到现明当上广济寺住持之后，不但能把衰落的广济寺复兴起来，而且发展的盛况达到空前未有。

1915年现明带着剃度徒宗镜来到北京，先在法源寺任知客，不久升为监院。约在1917年，由道阶派他到广济寺接做住持，更利用他的交际手腕，大事活动，对达官、显宦及其家属竭力拉拢，殷勤备至。现明装扮道貌岸然、“仙风道骨”的模样，因此有招致施主的能力。他为了接待官宦人家的女眷，特备了几位尼姑负责联络，因此和当时的显贵更拉近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广济寺的佛事日渐兴隆，其他寺庙望尘莫及。

现明在广济寺做住持达30年，经常不断地有善男信女的皈依求法，曾先后九度开坛传戒。每坛人数多则千余人，少则数百人，统计所收弟子当在万人以上，内中包括军阀、官僚、政客、妓女、地痞、流氓等等无所不收。如王揖唐、殷汝耕夫妻、褚民谊、曹汝霖、吴佩孚的家属、袁世凯的第六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现明做广济寺住持后，为了抵制当时标榜废庙兴学政策，于1923年冬在寺中创办了弘慈广济佛学院。为了筹划办学的基金，现明亲自出马向北京各界化缘，同时令庙中僧众人手一钵，穿街入巷向人乞化，并通过各省到广济寺进香施主，达成向外地募捐的目的。这次募捐所得，以和广济寺来往最密切的施主阮忠枢之妾捐款最多。

弘慈广济佛学院于1923年冬成立，由现明任院长，梵月任督监，空野任督讲，国文教员宾风臭四十里。”从1923年弘慈广济佛学院成立，到1946年结束。玉瓒居士（湖南解元，日本法学士，现明弟子）。第一期学生约七

1928年4月现明向各界大肆化缘，举办众姓道场。寺内高八十人，都是由全国各地寺院中招来的少年僧徒。对学生录取的标准是以学生头脸整齐、并有两个名僧做保为先决条件。学生入学后，因门禁甚严，都觉如同到监狱的滋味。每天的功课除去学习讲经和上殿的佛法科目外，还有“四书”、“五经”、古文等普通搭彩棚，棚内满镶着庙中特制的内镀水银的大玻璃镜子，所陈列的器皿多是金镶银铸，布置得富丽堂皇。众姓道场原拟举办49天，斋主、来宾应接不暇，门庭若市。寺内为施主特备的吃喝也极其丰盛华贵，连所备的点心也印着弘慈广济寺的字样。在道场进科目。两种科目各占教时一半。行了二十几天的时候，由于香火午夜二时即起床，晚间九时才许就寝，因此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患贫血症的在半数以上。1926年该院第一届毕业生，由于三年来病死逃亡的人数过多，只剩下13名。

弘慈广济佛学院前后共办了九期，每期人数不等，该院鉴于第一期毕业生人数太少，重新定了措施，放松了对学生的束缚，所以在日伪统治时期学生名额达百余人。此佛学院的生徒们违反教规的大有人在，当时在北京地方流行着一句讽刺话：“法源寺的禅堂，广济寺的学校，顶不慎，先从华严坛起火，继而延烧大殿等处。拥有200余间房屋的一座寺院，数小时就付之一炬。现明在大殿着火时曾跪在垂花门外，口中念念有词地念灭火咒，但火势越烧越猛，不只引着大殿，随着就连西殿、斋堂禅堂、方丈等处尽都烧成一片焦土。这个号称有神通的现明法师也只好率领徒众从寺院后门逃出。(www.xing528.com)

广济寺惨遭火灾为时不久，就大兴土木，在这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华丽的广济寺来。又在庙址附近买了一所王府进行翻修，而殿中的佛像由于仓促从事，塑造不及，只得由道士庙请来神像，因为这些神像多是蓄发的，又令工匠为其剃度改装。重建后的广济寺香火更盛，压倒京市的各寺庙。

1935年广济寺的纠察成林（山西人，五台山钢瓦店出家）负责斋堂、大殿的管理工作，为人十分凶狠，私生活却放荡不羁，极为寺中僧人所不满。当时有从天津来广济寺挂单的僧人圣慧（河南人，天津大兴寺住持），一日过午斋堂时，不慎用筷子碰响了饭碗，成林听到立时大怒，抬手猛打了圣慧两个耳光，圣慧羞忿难当，下了斋堂之后，便出寺到街上徘徊，结果跑到东直门城墙上坠城摔死。而广济寺当局明知圣慧之死是不堪成林的侮辱而自杀的，但却漠然视之，因此更加深了全寺僧众对现明等的愤恨。

在日伪统治时期的1940年，现明凭借王揖唐的势力，并借口归还庙产为由，霸占了坐落在昌平县六里屯村塔儿坟和属于海淀清梵寺的田产三四顷。又在1942年3月31日现明为了迎合日军、汉奸的意旨，发起举行对“大东亚阵亡将士追悼会”的法会，仪式非常繁冗，当时召集了僧、道、尼、番、男女居士齐集广济寺，敌伪汉奸头子王揖唐、董康等也都到会参加并分别向大众讲话，进行奴化宣传。会后由某日本人提议树立纪念碑，不久就在该寺天王殿旁树起汉白玉石碑，上刻有“南无妙法莲花经”，碑旁书“大日本皇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现明在1944年春天因病死去，徒众对继承法席问题起了很大的争执。原因是现明的后辈，代理住持显宗、督监宗镜、首座梵月这三人都有继承法席的资格。显宗、梵月是现明的法徒，而宗镜是现明从湖南带来的剃度徒，这时三人都想继承法席，于是各显手眼，大斗法宝。显宗为现明后事预备了柏木棺材，准备入殓。宗镜听说后，在津急速购置了金丝楠棺材一口，并率领天津流氓百余人由津来京大兴问罪之师。显宗也听到宗镜在津的举动来者不善，立即要求王揖唐设法维持，王揖唐根据显宗的要求，为现明成立治丧委员会，一方面派伪军警到寺保护，一方面又转求日本宪兵队在寺门口设岗。宗镜带领流氓人等并抬着棺材由天津连夜赶到广济寺门口，见到寺内外军警林立，遂不敢轻易冒死，无可奈何地抬着这口金丝楠棺材回了天津。

在这场风波之后，显宗由于王揖唐的撑腰，安然坐了广济寺的法席，并时常洋洋得意地对人们说：“宗镜跑了北京跑南京，总是要兴风作浪，结果还是莫如我何，看来我可以称得起是八面吹不动了。”

日本投降后，显宗、梵月因在日伪时期曾有汉奸行为，遂被法院逮捕，扣押一年左右，后由显宗的法徒慧能托人设法说情，不久法院就将显宗、梵月二人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