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法源寺：历史背景、庙产及管理

法源寺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初名悯忠寺，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督师亲征高丽，次年七月班师还至营州，诏称阵亡士卒遗骸集葬柳城，并自为文祭悼。抵幽州后建佛寺，为忠魂祈福，赐名悯忠寺。寺有高阁著闻，传说“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唐初至今已千余年，阁址久废，惟余断碑三截砌于壁间，露有御史大夫史思明的名字。明正统七年重修，赐额崇福。万历三十五年又重修。清初改名法源寺。自清末以来，历任住持都是湖南人，北京人士把它同广济寺等湖南人做住持的寺庙统称为湖南派的寺庙。清末湖南僧人去法源寺作住持的是道阶。

道阶是湖南衡山人，别号八不头陀，在衡州东一堂智胜寺从真际出家，后做湖南金钱山住持。清光绪年间，北上朝五台路过北京，因与顺治门外广慧寺住持荣成（江苏人）及象坊桥观音寺住持觉先（湖北人）有同参之谊，又系大同乡，和其盘桓多日，藉以得知法源寺的底蕴，遂前往挂单。道阶朝罢五台后返京，仍在法源寺挂单，与当地士绅颇有结交，旋在象坊桥观音寺大讲大乘起信论，与严复、梁启超、王式通、熊希龄、庄蕴宽等人常有往还，从此在禅林中道阶的地位逐渐稳固。他对法源寺的住持志果竭诚逢迎，投其所好，而博得其欢心，遂逐步地掌握了寺内一切事务。渐渐太阿倒持，就形成了喧宾夺主的局面，态度一变，提出要挟，把志果老和尚挤下法座，并撵到万佛寺去，宣统元年收入。此外若遇丧主在寺举丧时，从寺外招请僧、道、尼、番前他自己做了法源寺的住持。

道阶做住持时期是在清末至民国十余年间，当时广结新旧各派的权要，与那亲王、涛贝勒、张敬尧、张勋、吴佩孚、曹锟、段祺瑞、曹汝霖、吴光新、孙毓筠、刘春霖等均很密切，所以在军阀混战时期，无论哪一系派当权，法源寺一直保持着太平无事的局面。

法源寺的庙产之广，在北京寺庙中手屈一指。寺内就有房屋数百间，在寺左右南横街周围的房产几乎都是法源寺的，而烂面胡同、轿子胡同也都有房产，菜市口还有很多铺面房，并拥有土地30余顷，分布在京郊黄村、彰仪门外新庄口长辛店等处。

道阶做了法源寺住持之后，立即整顿寺中的颓势陋规，因此在短短几年内经营的盛于从前，佛事生意非常兴隆，平均每天有四五棚经。对于包揽的白事范围甚广，由念经、开吊、杠房、棚铺、酒席、纸活、石匠等等一概俱全。在这些项目中，法源寺均能找到来作法，法源寺因借地开吊，还向外来各寺提取回扣。而且在寺内经常为丧主停放灵柩400余口，也有相当收入。但租房倘在三两年内与寺方失去联系，法源寺就自行处理，把灵柩抬往烂葬岗一埋了事。因此北京人有句这样的讽刺话：“人家开活人店，法源寺开死人店。”

法源寺每年例在清明、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十月初一这些季节里举办大规模的法会，有的为时49天，届时招请京市各寺庙的僧人参加。寺中还供有施主的延生禄位和往生神位，大撒请柬，把供有牌位的施主和眷属们与在寺停灵的事主、许多善男信女等等请至寺中，为其做延生、往生佛事，命名为众姓道场。在其间向施主们化缘，得到很大收入。另外还有一些名堂，每逢斋主向寺中供斋（即是施主们供应法源寺全体僧众一顿吃喝），寺中把它分作供斋与供上层斋两个方式。对供上层斋的施主更加优待，和尚为之上堂说法，这种斋主的布施当然更得多些。在举办法会期间，每天供斋的斋主应接不暇，寺中每天要受到很多堂的斋饭，寺中为了渔利，令斋主们可以将所供来的实物折成现款，并起个名字，叫做供斋条。但是事后法源寺的住持、督监、监院们并不再拿这笔钱来另购斋饭，而被为首的几个大和尚饱入私囊，令众和尚们仍吃窝头，这种行为招致僧众极大不满。

道阶的法徒有四：现明、严福、空野、德至，都是湖南人。现明到广济寺当住持，也受到道阶的控制，形成了以后几十年中法源寺和广济寺之间藕断丝连的特殊关系。道阶在1926年左右把法座让与空野，两年后出国到印度、南洋等地云游，在缅甸建立了一座观音寺，1934年左右死在南洋的三宝洞。

空野做了法源寺住持，曾开坛传戒一次，收徒几百人。在他管理该寺期间，为了抵制当时废庙兴学的政策，向四方募化，于1926年在寺内成立了有名无实的佛学院，自己兼任院长，招来30名学生。这些学生每天念一念经，另外还给法源寺应酬对外佛事。因为招来的学生经过寺中挑选，头脸比较整齐，很受主顾的欢迎，以后法源寺对外的佛事也就用这些人来做号召。

空野当法源寺住持好景不长，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关来到北京，空野与东北的“张大元帅”素无来往，更谈不上交情，凭借张作霖做靠山的倓虚和尚，早就对法源寺住持的法座想往已久，这时倓虚就仗着“张大元帅”的势力，在一个午夜，率领着他的弥勒院的百余僧人，并在奉系军警宪兵队伍支持下，把空野赶出法源寺，法源寺的僧众伙计也一个不留，一齐赶了出去。空野无奈来到广济寺寄居，苦了那些被撵的僧众伙计等人无所归宿，有的流为乞丐。

倓虚在法源寺当住持不久，张作霖势败，退出山海关，考虑到靠山已倒，若再恋栈后果不妙，法源寺既不能呆，也只有追随着奉系回到东北，另谋出路。(www.xing528.com)

倓虚弃座走后，法源寺的法席虚座以待，空野趁机就灰溜溜地又回到法源寺来，由于他从前在法源寺不得人心，又经过这次变故，很受僧众轻视，遇事掣肘，无可奈何又把这张尚未焐暖的法席让给德至。由于德至懦弱无能，掌握不了寺内的事务，而法源寺督监梵月对法席觊觎已久，又乘机把德至挤下法座，不久德至到缅甸观音寺找道阶去了。

法源寺住持梵月是空野的法徒，为人狡猾多谋，因此有个“梵猴子”的绰号。他接做住持后，结交军阀、官府的手腕更胜于祖师辈一筹，几乎在京的大军阀大官僚多同他有往来。在1928年军阀阎锡山进驻北京时，按照当时军令，驻军应以寺院为驻扎对象，当时北京南城一带的寺院全都驻了军队，惟独法源寺未被占用，反而由阎锡山给了一张禁驻的布告。因为寺中停放着一只阎锡山部某军长亡妾的灵柩，梵月就借此与某军长拉拢上，又听到阎锡山“好佛”，通过某军长的关系接近了阎锡山，“布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的。

梵月利用“大人物”们在法源寺开吊、停灵的机会与不少的“大人物”成了好友。每逢这些人们光顾下榻法源寺，梵月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到了这个时候，梵月连夙日为四众人等订立的“荤酒莫入”的寺规也顾不得了，为他们准备了名厨、美酒、鸦片烟等等应有尽有，赌博更是一项时常消遣的娱乐。

法源寺历史悠久，藏有历代王朝皇帝、王公、大臣等赐给寺内古器文物甚多，内中很多是贵重的古玩。梵月对这些珍宝动了发财的野心，与北京的古玩商人勾结，将寺里在册的古玩等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不断地向外倒卖，事为当时的监院远尘（北京人）、怀朴发觉，向北京地方法院告发。这场盗窃古玩的官司一直进行了三四年，终因梵月平素结交官府，且在寺内掌握大权，凭借权势，走通法院的门路，获得了胜诉。同时将怀朴撵出寺去，并逼得远尘还了俗。

到敌伪统治时期，梵月更是不可一世，大肆活动，扩大了交际范围，不但与伪政权的汉奸头子王揖唐、王克敏、褚民谊、江朝宗、殷汝耕等有所勾结，又与日本侵略者上层头目日本佛教会副会长安田力、东本愿寺坚田洁、兴亚院调查官武田（日本在华特务头子）、野崎、中野等勾结上。梵月是菩提学会（会址设在北海公园内）和同愿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日伪统治时期，他的劣迹很多，1941年左右他为“大东亚圣战”大卖力气，与广济寺现明等人举办“追悼大东亚战事阵亡将士”的法会，一直作了7天，并在闭幕式上大谈日军铁蹄下的“世界和平”。他又为日本侵略者“献铜”、“献铁”，把寺内贮藏的大量铜器献给敌人，并向各施主们大肆宣传“献铜”支持“大东亚圣战”的卖国言论。

法源寺在长辛店拥有很多土地，当时长辛店附近是八路军游击队所在地，当地农民通过二五减租运动，不再按法源寺的旧规缴纳租粮，这样使法源寺的租金收入减少。梵月通过汉奸殷汝耕，借用伪军势力，于秋收时由伪军收割，将粮食运回寺来。后来利用敌伪势力把这片土地强行卖给租户，获得8万元的地价。他又为给日军解决油料不足的问题，勒令该寺的佃户广植大豆，由梵月收购转卖日军。在王揖唐提议组织中日佛教亲善团时，得到了梵月的积极支持，为了表示对日军亲善诚意，不但首先去日本亲身献媚，还派了自己得意的法徒智德、天文去日本做靦颜事仇的“访问”。

约在1943年梵月借日军势力，将其祖师道阶的骨灰从国外运回北京，在寺内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大摆筵席招待来宾，仅8人一桌的酒席，就在寺内设了400余桌，花费浩大，空前未有。开会的那天，日伪当局的上层头目都应邀出席。会上由汉奸头子王揖唐首先讲话，其内容是借道阶为题，而讲到“中日同盟”、“同文同种”、“肃正思想”等等一套卖国言论。日军驻华的军政头子也讲了话，随后梵月和北京的僧人代表全朗、宗镜等人也讲了一套献媚求荣的言论。

日本投降后，梵月因汉奸罪一度入狱，解放后不久，病死在西直门内华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