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寺：历史沿革与著名捐赠者详解

拈花寺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内，建自明万历年间。编融禅师自蜀来居，每外出募化，必以牛相随，岁以为常。后师死，牛亦死。寺僧建祀师殿以奉编融，旁塑一牛像，人呼之为牛道士，每年正月间祀师殿受香火，增施甚盛。从清末至日本投降，该寺住持一直是由全朗担任，他控制着京城内外整个的临济宗（佛教禅宗的一派），所有临济宗的各寺庙每逢更换住持，均须由全朗做主。禅门中的临济宗僧徒占全国僧众绝大多数，当时在丛林中流行着“临半天，曹一角”的话语，说明临济宗僧徒最多，曹洞只占一角。

全朗是京兆宛平县田村人，俗家以养骆驼为生，在北京后门华严寺出家。他既久据拈花寺的法席，又因临济宗风盛极一时，所以声势异常煊赫。他的法徒很多，其中晟源（河北邢台人）、慧深（河南人）、龙宝（武清县人）、本悟（北京人）、际安（北京人）等，都是他的得力助手。从1919年北京佛教会成立以来，全朗一直担任会长，不久，在京南方僧人认为全朗办会浪费，由观音寺住持觉先、龙泉寺住持明净等倡议组织了南方佛教会。于是全朗把北京佛教会改组为北方佛教会，自任会长，由上方山兜率寺（房山县）住持清池任副会长，这就是北京佛教会南北分派的缘起。

在北京西直门外有笑祖塔院（明代笑严和尚坟）是北京临济宗的祖坟，每逢农历清明、十月初一，这一派在京的僧伽都到该处扫墓，其仪式均由全朗主持。全朗通过这些关系把持了北京临济宗各寺庙。因此各寺庙每当僧人争做住持时，多有向他行贿的，全朗唯利是图，一向是贿多者中选。贤良寺（王府井冰碴胡同）是临济宗的寺庙，寺中僧人为了争做住持，互相倾轧，全朗因接受了双方的贿赂，无法确定人选，遂唆使两方起诉，他假手法院和解了事。当时所称的“僧阀”，全朗是其中之一。

1926年全朗把寺内律堂改为拈花寺小学，为了筹划小学的基金经费，曾向京津各界大肆募捐，当时周学熙的家属捐助最多。该校由全朗担任校长，本悟任都监，灵光（蓟州人）和省元（浙江人，曾当过某省省长，起名省元）为督学，居士曾某为汉文教员。每天功课有：上殿礼佛，二时课诵，佛教三字经，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及国文等课程。招收的学生是市内外各庙的幼僧。学制是三年毕业。每期招收学生百余人。所立校规甚严，对入学后的幼僧一律不准出庙。每天子夜上殿礼佛、念经，然后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搞卫生、文化学习、过斋堂、再文化学习，直到晚九时才就寝。睡眠时间只有三四小时。校方执行校规非常严格，幼僧偶一触犯，即施以严厉的体罚来做惩戒。学校的早饭是稀粥、咸菜；午饭是窝头、素菜。还按佛教“过午不食”的戒律为学生们立下一条校规，因而每天只有早午两餐。幼僧们经常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睡不足、工作累、体罚重的惨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孱弱，因而病死、逃亡的人数很多。例如前门外财神庙的小和尚德宝就因为睡眠不足，藏在厕所的大粪纸筐中睡觉。又如德胜门外大钟寺住持体仁（武清县人）将其家乡小庙中12岁的小和尚演空，送到拈花寺小学，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和责打，越墙逃回大钟寺，体仁大怒，将演空责打后，派我（当时在大钟寺挂单）将其送回拈花寺小学。又如德胜门内大石桥西双寺的小和尚清山，在拈花寺小学上学也经受不住挨打受饿，逃出拈花寺，不敢回到他原来出家的西双寺去，流浪街头数月，时届寒冬，身患重病，无奈哀求西双寺收留，遭受关门拒绝，清山在庙外哀求到深夜，次日拂晓死去。由于校规苛刻，生活惨苦，每期招收学生虽是来者不拒，始终招不满名额。拈花寺小学到1945年结束。(www.xing528.com)

全朗做住持时期，先后传戒十余坛，每坛人数均有四五百人，所收皈依弟子很多。他又结交了不少的皇亲贵胄、达官显宦，如那亲王、摄政王、庆亲王、吴佩孚、张镇芳、孙传芳、卢永祥等人。吴佩孚与他更为密切，曾一度住在拈花寺中。此外北京的银行界、国药行等富商也多是他的好友。全朗对外交际八面玲珑，对内管理异常专断保守。当时北京的电灯已普遍应用，而拈花寺还维持着点油灯的旧习惯，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才安上电灯。对待寺中僧众约束很严，其中有不合规矩者，经常用念珠笞责，对来寺挂单的僧众则扣存戒牒，不准出寺。

在日伪统治时期，全朗充当伪北京佛教会会长，又是伪组织同愿会的发起人之一，由汉奸头子王揖唐任会长，全朗任理事长，同时他也是日华佛教联合会的骨干分子，为“大东亚圣战”大卖力气。他是“大东亚阵亡将士追悼会”的策划者之一，而且是积极的参加者，经常利用各种场合为日本侵华政策进行宣传不遗余力。为了向日军表示诚心诚意地“亲善”，曾几度去日本“访问”，回国后利用座谈会、答记者问、讲经、宴会等等方式，替日军做义务宣传员，宣传日军侵华时期日本的“文明”和政策的“英明”等。他还代表佛教界去东北参加伪“满洲国国庆节”的活动；又派其得意法徒晟源去日本献媚。日本投降后，全朗、晟源因逃避汉奸罪到处躲藏，后曾一度被捕；解放后师徒二人相继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