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永城大地上,酂城的历史和文化是值得一书的。翻阅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我们甚至可以说,酂城文明是商丘文明的曙光和源头。
位于古酂城内东南侧的造律台是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该文化层厚约9米,分为两层,上层是商代堆积,下层为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在时间上为前2600—前2000年,这样算起,造律台的历史至少在4000年以上。从这一点上说,造律台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造律台原是酂县县城的一高台,名酂台。只因西汉丞相萧何被封为酂侯,食邑于此,又相传萧何在此台上制定了汉朝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九章律》,故名造律台。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史记》里所谈到的符离在今安徽宿州符离集,蕲在今安徽宿州东南,铚即今安徽宿州,苦为今周口鹿邑县,柘为今商丘柘城县,谯为今安徽亳县,酂即是今商丘永城市酂城镇。
酂城位于永城市西南24公里处,今为酂城镇所在地。酂城是中国历史上也是永城市境内最早设置的县之一。秦朝建立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今永城市境内设置了两个县,一是酂县,二是芒县,皆隶属于砀郡(治所在今永城市芒山镇)。芒县在今芒山之南、永城东北18公里的芒山、陈集一带。到了东汉刘秀建武年间又增设敬丘县(后又名太丘县,治所在今永城市西北15公里太丘集),三县皆隶属于沛郡(今安徽沛县)。王莽时期改芒县为博治县,酂县为赞治县。隋朝时酂县属于谯郡(今安徽亳州),元代至元以后并入永城。由此可见,酂城的历史已有2300多年。但甚为可惜的是,“文革”前还保存完好的酂城老城墙,现在除了西南角和西北角还有一些迹象外,其余的几乎没有了。据当地老人说,大多数是近年来村民建房、垫路时自行毁坏的。
造律台为一椭圆形高台,形如龟背,高约7米,底部南北长54米,宽34米,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造律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有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一是永城的酂县,为萧何初封之酂;二是南阳的酂县,故城在今湖北光化县北,东汉光武帝刘秀封邓禹为酂侯,萧何的后嗣移封于南阳之酂。正是两个酂县都与萧何有关,不明底里者误认为萧何初封之酂为南阳的酂县,于是引起了萧何初封之地的分歧。
造律台之名源于萧何在此造律的传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萧何断定秦朝必亡,必有雄才大略之人再行统治天下。为此,他避开世尘纷扰,匿身于这座杂草丛生的高台之上,默默地为新朝撰制律条。后来萧何参加了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并像他预料的那样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萧何当了丞相后向刘邦献出他为新朝撰制的治世律条。这是流传至今的美丽传说,虽然版本不一,但都与萧何造律有关。
众所周知,萧何与曹参都是刘邦的同乡,曹参是沛县的狱吏,萧何则是主吏,为刘邦建立西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萧何“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汉初三杰”之一(余为张良、韩信)。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由于萧何被封为酂侯,故民间认为萧何造律在酂城造律台。(www.xing528.com)
所谓“萧何造律”,是指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是汉朝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基本大法。萧何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而《秦法经》六篇又是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法经》六篇为《盗》《贼》《网(囚)》《捕》《杂律》《具律》。“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并用来治理秦国,收到了显著的功效。北齐刘昼《刘子·随时》说商鞅之法:“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但是,商鞅以后的秦统治者过于迷信法治,施行严刑峻法,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横征暴敛,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刑罚苛刻,人民稍有触及,就遭到残酷的镇压,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违法,邻里连坐,造成了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的“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惨状。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政权。
萧何的《九章律》在李悝《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篇。“户”指户籍、赋役和民事,“兴”指未奉诏旨擅自发兵及有关罪行,“厩”指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九章律》构成了汉代的法律主体。但《九章律》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领域,所以叔孙通又制《旁章》十八篇,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作为补充。另外,还有由皇帝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汉代律令的法制体系,是汉帝国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中以《九章律》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在刘邦集团中,知道重视法制建设的唯有萧何。在反秦战争中刘邦首先率军攻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军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帛财物,唯独萧何“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帮助刘邦制定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9]),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约法三章”是临时性的“约法”,不可能保证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萧何就在楚汉战争时利用留守关中的机会,“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10],这可以说是萧何定律的准备工作。刘邦打败项羽后,国家重新统一。萧何为适应国家长期法制建设的需要,“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萧何的《九章律》通用于西汉、东汉四百余年,对两汉的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讲,萧何定律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谓“承上”,即上承李悝的《法经》和《秦六经》;所谓“启下”,就是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律令法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萧何月下追韩信”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俚语。韩信欲谋反,萧何设计将其除掉。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丞相。曹参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萧何,一切依萧何制定的规矩办理,这便是“萧规曹随”典故的出处了。
|位于永城市酂城镇的造律台遗址
(左起:郭文剑 刘道明 李可亭 王良田 马学庆)
在多种版本的地方志中都记载了酂城造律台之名源于萧何在此造律,世界萧氏也认为萧何是他们的祖先,酂城是萧氏祖地。萧氏宗亲会捐款在造律台前为萧何建祠,为萧何塑像。这样,历史、传说和现实纠结在一起,使得萧何和造律台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如今的造律台,花草繁盛,风景宜人,茂林修竹之中的萧何祠堂和萧何塑像,虽经风雨剥蚀,依然昭示着历史的厚重和时间的跨越。置身于此,对话萧何,会有很多感慨和体会。
(原载《商丘日报》201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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