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是宋国的开国之君，是商丘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化名人，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之一。
商朝末年，商纣王实施暴政，微子与箕子、比干进谏，纣王不听，比干被杀，箕子被贬为奴，微子逃跑。
“殷之三仁”苦谏、死谏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阻止暴政，救民于水火，扶商朝大厦之将倾。微子多次亲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便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4]。微子于是去（离开）。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祭器造访武王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周武王很受感动，乃释其缚，“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
周朝建立之初，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的遗民。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定。于是封微子于睢阳（今商丘，宋伯之地），建立宋国，爵位公。“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论语·微子》开篇说：“殷朝有三位仁人。”所谓“仁人”或“仁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孔子所说的“殷之三仁”的事迹便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也对“殷之三仁”的事迹做了详细的描述。
面对商纣王的暴虐，不知有多少人想用“仁”的精神来劝谏他、启发他、感化他，其中的三个著名人物便是微子、箕子和比干，由于对纣王“数谏，纣不听”，所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无疑，微子、箕子、比干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殷之三仁”却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流芳的英雄豪杰，他们用自己的举动对“仁”字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微子是纣王的庶兄，与纣王具有“手足之情”。他没有同流合污，而是想用自己的“仁道”去改造纣王的“恶道”。他反复劝谏，言辞恳切。但是，纣王对他的意见半句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淫乱于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微子痛苦至极。他打算一死了之，或者离开纣王，陷于困难的抉择之中。微子说：“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5]臣子屡次规劝，如果君主不听，那么，从义上讲，臣子只有远离君主。于是，微子愤然离去，选择了远离暴君的规避性“仁道”。(www.xing528.com)
“殷之三仁”的事迹是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以他们与纣王的关系，完全可以名利兼备，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们三人都是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一个“仁”字使他们走上了与邪恶抗争的艰危道路。他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但殊途同归，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以“仁”的精神去拯救纣王罪恶凶残的灵魂，去拯救在暴君统治下水深火热的百姓，去拯救可能由此而倾倒颠覆的国家。
《论语·宪政》中，子路问怎样侍奉君主。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不要欺骗他，却可以冒犯他。“犯”，就是冒犯，就是犯颜直谏。翻阅历史，“欺君犯上”往往是专横跋扈之类的权臣和奸臣的共同特征，然而“欺君”与“犯上”是有区别的。
“欺君”者心怀不轨，有所图谋，此种行为从古至今皆为一大罪状。“犯上”者主要有两类：一是掌握朝政大权的专横跋扈的权臣和奸臣，他们或拥兵自重，或权倾朝野，自以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甚至产生篡逆之心；二是关心国事，忠于君主之臣，他们对君主所犯的错误敢于犯颜直谏，表面上也是在“犯上”，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此种行为从古至今皆为正直之人所称许。
微子身为人臣，在国家危难之时，没有像太师、少师那样与国家共存亡，也没有像箕子那样被贬为奴，更没有像比干那样因谏而死，又在周武王伐纣时投降，为什么还被孔子称道呢？伯夷、叔齐也是殷臣，周武王伐纣时，二人扣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的做法为后人所称道。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赞颂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并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评价伯夷、叔齐为“圣之清者”。管子说：“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韩非子说：“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司马迁著《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人物列传的首篇。
由此看来，“仁”在商末周初的政局中，出现了复杂和纠结，但由于纣王暴虐，而武王和文王都是仁义之师，所以微子的降周被称为仁者之举。
|位于睢阳区路河镇青岗寺的微子祠（李可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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