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文化抗战，救国精神感人

在20世纪30年代，淮安县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从淮安出发，开始了他们修学旅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行程5万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就是著名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陶行知称赞他们为“一群小好汉”。他们的光辉业绩，在中国少年儿童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新安旅行团诞生于淮安县新安小学。新安小学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的一个实验基地，成立于1929年6月6日，陶行知兼任校长，校务由共产党员李友梅等人主持。学校实践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免费接收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城镇居民的子弟入学，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生产的技能，艺术的兴趣，征服自然的本领，改造社会的精神”。1930年学校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陶先生遭到通缉，新安小学校长一职由汪达之接替。

1933年10月，汪达之将七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上海、镇江修学旅行，用演讲、卖报纸的办法自筹经费，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了解平民生活状况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了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行径，目睹了日寇侵华的罪行。新安儿童旅行团的行动，引起了当时教育界的关注，成为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陶行知为此赋诗：“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孩子小，划分新时代。”

▲“七个小好汉”

54天的“旅行”让孩子们深受教育，更让汪达之发现，应该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校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教育和锻炼。“新安旅行团”的计划于是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酝酿和筹备。而这一切，都源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陶行知先生不但热情支持新安儿童旅行团，更给汪达之写信说：“儿童旅行团，大家都欢喜。我以小工人之礼待之……你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

1935年，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兴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达之将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又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全国各地修学旅行，宣传孙中山思想，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这一年的10月10日，这些身穿白色衬衣，蓝色工装裤，肩背挎包，脚穿草鞋的新安旅行团员们，乘坐淮安西门外的运河小轮船，从淮安出发。出发时，团员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全团仅有陶行知先生捐助的50元钱和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他们一面宣传抗日救亡，一面学习，踏上了前程未知的路，走向了民族解放的战场。

▲陶行知为新安小学同志题词

新安旅行团从诞生开始，就处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之中，并且一直在艰辛险恶的环境中奋战。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冷漠让新安旅行团在到达的第一站就碰了壁。新安旅行团到达南京去拜访市长马超俊，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让孩子们到全国去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抗战救国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蒋委员长早已安排好了，‘先安内，后攘外’。现在国内匪乱未平，要打日本，三天就亡国。你们小孩什么也不懂。你们都给我回去，马上回去。”但类似这样的无理拒绝并未让孩子们退缩，他们在物质上节衣缩食、自给自足，辗转四方极力宣扬抗日主张，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

新安旅行团出发后，先在苏、皖、沪、浙一带向民众宣讲国难，揭露日寇罪恶阴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接着又北上劳军，赴绥远慰问在长城一线奋起反击日军的爱国将士。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新安旅行团正在赴宁夏的旅途中。这群孩子立即向回族同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讲抗战形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演唱抗战歌曲。这些活动在当时落后闭塞的塞北荒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华日报》也曾高度赞扬新旅“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

1938年5月下旬，新安旅行团结束在兰州的旅程到达西安。党支部遵照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的指示，率全体团员于6月底经郑州到达抗战首府武汉，立即投入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组织工作。当时有文章写道：“新旅从淮安出发以来，用歌咏唤醒了千百万民众，提高了士兵的杀敌勇气；用电影开阔了偏僻地区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受到科学文化的洗礼。团员们到处开展儿童救亡运动，在斗争中锻炼成坚强勇敢的小战士。”

1938年7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新安旅行团访问记》，报道新旅一个月来在武汉市区和附近农村、乡镇、工厂、难民中学开展工作的情况。高度赞扬了新安旅行团的献身救国精神，号召全国同胞向他们学习。陶行知还为他们赋诗一首：“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1938年11月12日，旅行团员们离开长沙，经衡阳取道湘桂铁路到达广西桂林。团员们配合桂林生活教育社在七星岩开展“岩洞教育”，动员、组织桂林各界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其间，招收了一批新团员，团体发展到近百人，分别建立了以西南各省为活动范围的西南工作队和以桂林为中心的乡村工作队、伤兵之友队、东郊工作队、西郊工作队、良丰工作队，以及在贵州工作的贵阳工作队等，并向东南前线浙东地区和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朝鲜义勇队少年团、湖南衡阳地区等派出了工作人员。

▲新安旅行团在排练节目（1944年张爱萍摄）(www.xing528.com)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桂林的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摧残，大批进步人士被迫向香港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2月，新安旅行团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帮助下，开始分批从桂林经香港，最终到达苏北解放区。

新安旅行团到达解放区后，以忘我的精神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他们高唱着“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家破产了。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的团歌（田汉作词，张曙作曲），深入到乡村集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42年春，新安旅行团响应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组织十万儿童参加抗战”的号召，组成若干工作队，深入盐阜区管辖的各县、区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在团员的组织下，盐阜区的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儿童团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宣传活动，他们配合党的中心政治任务，组织各种宣传队，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小团员们配合人民子弟兵和地方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信带路，护理伤病员，主动帮助洗衣服、喂饭，鼓励伤员早日治好伤病重返前线，还把参加生产作为自己的重要一课。新安旅行团用了两年的时间，组织起盐阜区十七八万儿童参加抗日斗争，超额完成了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始终坚持刻苦学习。他们利用作战、行军和工作的间隙，背包作凳子，膝盖当桌子，一有空就坐下来读书做笔记，在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团员们过着充分的民主生活，又有严格的纪律。没有房子住，自己搭草棚子住；没有粮食，靠吃胡萝卜、盐蒿子度日。新安旅行团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

为了检阅儿童工作的成绩，1945年5月，苏北根据地盐阜区召开了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九县一市的代表400多人代表着全区十几万名有组织的儿童欢聚一堂，总结成绩，交流经验。这次大会以后，在总团部的领导下，全盐阜区儿童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每个县市都建立了儿童团团部，发展儿童团员近18万人。

▲新安旅行团的小团员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安旅行团和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9月20日，在解放淮安县城的战斗中，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身背宣传品，冲进街巷，为杀敌的战士鼓劲助威，向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战斗告捷，他们就在城内大街小巷贴标语，画壁画，进行街头演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淮安城解放了，新安旅行团终于回到了离别十年的故乡。家乡人民高兴地看到了十年前离开家乡出去抗日宣传的孩子们，在经过抗日烽火的锤炼后，胜利地归来了。

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写信向毛主席汇报这些年来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亲笔给他们复信，鼓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1945年10月，新安旅行团成立十周年在淮安合影。

新安旅行团谱写了少年儿童入世修学的一个时代传奇，从最初的宣传抗日，到参加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最终于1952年并入上海歌剧院。这十几年辗转全国，更为社会主义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文艺战线上的杰出人才。

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但红色血脉的传承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