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外国记者的交往及中共对外宣传活动的困境

在斯诺和史沫特莱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前往延安，了解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外国记者频繁交往，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窦登、杜尔亭、费希等。

中国共产党热情欢迎外国记者访问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采访尽力配合。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秋，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卡尔逊以及斯诺等都先后访问过延安。史沫特莱著有《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等，她为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为伤病员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做了不懈的努力。卡尔逊自抗战爆发后来到中国，以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他以一个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华北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讲述了他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后来在美国出版，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地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

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外国记者不能进入边区采访，边区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地向世界传播。除了靠重庆、香港两地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与外国记者广交朋友，并在交往中介绍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外，中共此时对外的宣传阵地只有国际新闻社的香港分社和刚创办不久的保盟机关报《新闻通讯》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对外宣传活动控制得日益严格，对同情中共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也严加控制、监视，并尽一切可能抵消他们的影响。1944年2月17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和《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等6名外国记者采访了董必武。董必武表示共产党人欢迎记者们到延安采访，并提醒他们如果真能成行要注意一下沿途的“碉堡”，那是国民党军队对延安进行封锁的铁证。董必武还说：只要中央政府领导抗日并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就支持它，共产党人绝不愿打内战[13]。记者们分别拍发会见董必武及其谈话的电讯。国民党当局为此专门召开对付中共宣传的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撰写一篇《驳斥董必武谈话声明》，和董必武的谈话一同交给记者们。总而言之，外国记者发表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声明之类的消息，必须同时加上国民政府的驳斥声明，大概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样就可以抵消中共宣传的影响。对于美国记者在美国的新闻宣传，凡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讲真话或倾向中共的，国民党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进行反驳，以挽回国际影响。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营建自己的对外宣传阵地。

1939年秋，新加坡《南洋商报》（早年由陈嘉庚创办）董事经理傅无闷派人到国内物色总编辑人选。经周恩来、廖承志推荐，1940年12月1日中共党员胡愈之正式担任该报总编辑。在胡愈之的主持下，《南洋商报》言论进步，内容充实，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跃升为5万份，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之一。皖南事变后，刘尊棋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该报，任编辑部主任。中共党员沈兹九亦曾参加该报笔政。该报经常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消息，及时报道、评论国内外形势及侨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

侨商胡文虎创办的《星岛日报》也从国内聘请人才。老板“以同乡关系找到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希望给予支援，选派有声望的报人主持编辑部，党表示承诺。”[14]金仲华接受中共的委托，与邵宗汉、羊枣（杨潮）组成领导班子进入该报工作。金仲华任总编辑，邵宗汉为副总编辑，羊枣任军事评论专栏作者。1941年6月1日，金仲华、邵宗汉、羊枣“因工作受到限制，无法照常工作”[15]脱离该报。该报工作人员中还有黄薇。据黄薇回忆：廖承志曾同她联系，“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菲律宾，从事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6]。1941年9月，黄薇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份开始在菲律宾工作。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阵地。

1941年1月，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接到南方局通知，先行赴港。随后报社的廖沫沙等十几人分两批撤退到香港，一部分人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其总社迁移到香港，与香港分社合并。范长江先行抵达，负责筹办《华商报》。

1941年2月，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分店先后被封闭。该书店领导中心移至香港。22日，《全民抗战》杂志被封后，2月25日，邹韬奋与胡绳同行，3月5日从桂林乘飞机到香港。

在安排邹韬奋离渝后，周恩来又安排萨空了离渝到海外从事宣传工作。据萨空了回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要他离渝，到海外从事宣传工作。1941年8月他到了香港，廖承志等找他谈话，希望他参加创办《光明报》，他便留了下来。[17]

在这一时期去香港的还有柳亚子、沈雁冰、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叶以群、章泯、萧红、胡考、丁聪、叶浅予、特伟等。张光年、李凌等则到了缅甸仰光。这些人士所走的路线大多由中共南方局文化组研究决定，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

《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根据南方局的决定离渝赴港，公开职业是《华商报》总主笔。

上述文化界人士南下后，大多留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邹韬奋曾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18]4月8日，《华商报》创刊。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9月18日，《光明报》创刊。此外，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积极宣传抗战。其中《华商报》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资助下，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的。该报在香港、内地及新加坡、槟榔屿、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

这一次文化界人士南迁，直接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事业。中共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在南方局香港分局廖承志的领导下，夏衍、胡绳、张友渔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范长江、韩幽桐、张友渔做救国会的工作，将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宣传堡垒。一些转移到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当地的侨报工作，使这些报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

此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还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并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也寄纸型到香港由该处翻印发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还办有油印外文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月刊，后转由新华社主办），具体负责人是吴文焘，用英、德、俄、法文撰写，从第5期起改为纯英文刊物，主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每期印好后，带到重庆，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一部分寄到香港由“保盟”对外转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这些刊物主要以香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华侨为宣传对象，使他们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倒流回大陆，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们产生了新的希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海外的报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又相继返回大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入一些对外宣传机构中。如设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总处和桂林分处就曾有一批中共党员任职。桂林分处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1942年初，刘尊棋从新加坡回国，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在他的安排下，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参加了该处的工作，其中有金仲华、刘思慕、于友、孙承佩等。美新处的中文部、译报部实际上就掌握在中共手里。中文部最初以翻译来自美国的通讯、特写、评论为主，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稿，不久又通过美国记者把中国的战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向外宣传。译报部主任为金仲华，其主要工作是每天从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上摘译一些新闻、言论，供美国决策机关、报纸编辑人员参考。国民党对国内报纸可以横加干涉，实行新闻封锁，但对美新处却束手无策。中共党员利用这一缺口，打破了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垄断。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社长萧三，成员有马海德、巴素华、阿里阿罕、毕道文、陈庶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曾报道：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与国际报道社昨开会，“决议与国际反法西斯的盟友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继续出版国际报道外文刊，以不定期方式往外发，文章内容力求精粹，不求分量，务使全世界都知道我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迹”。

1944年，随着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对外新闻宣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1939年秋国民党当局在陕甘宁边区围筑封锁线至1944年，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能够获得国民政府的允许到边区参观采访。经过外国记者的努力争取，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初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延安，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3月9日，周恩来亲自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19]4月30日，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1944年毛泽东（前排左四）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团

此时，周恩来早已将接待工作安排布置好了。他曾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向他们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目的，并详细讲述了接待记者团的方针、政策，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20]

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杨尚昆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到交际处。周恩来在交际处的全体干部大会上作了具体指示，指出，交际处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实际成绩宣传出去，还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与记者们交朋友，并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21]并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但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斯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按照战时各国新闻通讯发布的惯例，中共决定安排专人对记者新闻稿予以适当的检查。

记者团于1944年5月31日踏进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国民党散布的关于八路军的一切不实之词被记者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推翻了。抵达延安的第三天，爱泼斯坦在他的通讯中写道：“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22]边区的真情实况和蓬勃向上的氛围，就连对中共素有偏见的夏南汗神甫也深为感动。后来，他还在《益世报》上撰文批评国民党御用记者的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在延安，中外记者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接受了采访。他们发出了大量有利于中共的报道。“看到中外记者终于来到延安，毛主席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23]毛泽东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并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谈论了一些问题。如对普金科，毛泽东谈了中共的组织与发展，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对斯坦因，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对福尔曼，他介绍了边区的土地政策，“三三制”等，使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8月20日，外国记者们又赴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直到10月份才陆续返回重庆。其间，美国记者白修德、爱金生又获准先后来到了延安。美军观察组也于7月下旬到达延安。

中共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看作对外宣传的一次重要良机，也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机会，明确表示：“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24]这些做法更增加了外国记者们对中共的好感。

据国宣处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在延安拍发电讯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关于游击战的统一战线、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曲线救国”等内容。文章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予以批评。虽然这些稿件大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删节或扣压，但毕竟使国民党企图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遭到失败。虽然蒋介石于9月23日恼怒地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外国记者去延安了，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广播部几乎与此同时宣告成立。无线电波越过重重阻碍把延安的声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创办报刊对外宣传，而且还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进行宣传报道，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为党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www.xing528.com)

▲福尔曼和朱德

[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3]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4]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

[5]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44年版，第221页。

[6]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2页。

[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10]转引自李东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08页。

[11]该书主要是史沫特莱通过与朱德的谈话而撰写的朱德传记。

[12]参见卢来宾、宋谦：《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民间交往》，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4]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15]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6]黄薇：《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17]萨空了：《创办香港 〈光明报〉的回忆》，载《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第9页。

[18]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19]周恩来：《欢迎来延安参观——致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载《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20]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3—74页。

[21]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4—75页。

[2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2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