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史沫特莱：文化抗战，毛泽东话语全记录

美国记者斯诺对陕北苏区的采访和报道，有力地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全世界首次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新闻采访。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欢迎。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2]斯诺原定计划采访92天，实际日期大大延长。他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多位党的领导人，也访问了战士和边区群众。他经常去毛泽东住的单间窑洞，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斯诺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3]斯诺离开保安之前，毛泽东又与他谈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条件。斯诺回到北平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了他的苏区之行：“我的同行们及我本人写的报道，在国外发表之后，迅速传回了中国，并在远东所有报纸上登了出来。我还把和毛的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它在学生和国民党官员中拥有广泛的读者。”[4]自11月14日起，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英国《每日先驱报》及其他国内外报刊开始陆续刊登斯诺采写的陕北苏区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介绍了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共产党人的信念和主张以及陕北苏区的建设成就。

1937年10月，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此书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两个月内连续印行5版，供不应求。此后，该书以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畅销书。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了难以计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这类著作达十几种。斯诺的报道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可能出乎中国共产党甚至斯诺的意料。

对于本来就重视宣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宣传效应，并且让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周恩来1938年6月在武汉约见斯诺时“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5]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继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著有《西行漫记》之后，他的夫人于次年接踵而至，著有《续西行漫记》，影响很大。1939年9月中旬，斯诺再度来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与他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6]不久，陕甘宁边区就被国民党军事封锁了。斯诺的这一次访问，成为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访问。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便主要依靠自己在海外新建的阵地了。(www.xing528.com)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宣传事业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在法国办的《救国时报》1938年2月停刊，同年8月迁到美国纽约与《先锋报》合并后仍用《救国时报》名称出版，1939年10月由于办报人员回国参战而停刊。对外新闻宣传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在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次会议认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7]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8]八路军第129师政委邓小平在指示部队的政治工作时曾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要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部队的战斗生活。[9]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党醒悟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

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廖承志曾于1940年9月27日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并说：“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10]保卫大同盟（简称“保盟”）是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廖承志、潘汉年参与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廖承志还担任了执行委员，负责日常的实际工作。“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也成为中共的一个宣传阵地，其发表许多文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保盟”通过宣传和各项组织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医疗用品。

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在海外的新闻宣传机构还有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其中，国际新闻供应社稿件一部分由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另一部分是进步人士撰写的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中文稿件寄给海外华侨报刊和社团，外文稿件寄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国际新闻社则办有英文刊物《远东公报》和面向海外华侨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海内外共有150多家报纸采用该社稿件。

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引起了轰动效应。中共也因此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外宣的重要性。

▲史沫特莱

在斯诺对延安地区报道之后，第二位被邀请到的记者也于1937年1月来到了延安。她就是美国进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不但通过参访所掌握的材料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一书，[11]而且“写信邀请其他新闻记者访问红色陕西”，[12]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