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小说与诗歌创作兴盛，老舍、巴金等名家纷纷作品问世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小说创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在重庆的著名作家有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张恨水、碧野、路翎、姚雪垠等。

在小说的创作上，作家都以高昂的激情，以最快的速度反映战争，因而短篇小说多。到了抗战相持阶段，长篇小说逐渐多了起来。主要原因是由于作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观察、体验，对抗日战争的现实逐渐认识，而且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此外还有文协的积极推进和奖励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于1940年初冬到达重庆。皖南事变后，由中共南方局疏散去香港。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年底重返重庆，直至抗战胜利。茅盾在此创作的短篇有《委屈》《穿上》《小圈圈里的人物》《一个够程度的人》，并有短篇小说集《委屈》等，长篇有《走上岗位》《第一阶段的故事》，译著有《复仇的火焰》《回忆·书简·杂记》《人民是不朽的》等。茅盾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位开拓者，他的创作为抗战文艺作出了积极贡献。

老舍于1944年年初发表长篇小说《火葬》之后，便开始创作《四世同堂》。这是一部长达400余万字的长篇，它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这是老舍的力作。

巴金在重庆期间创作的小说有短篇、中篇和长篇，还有译著。短篇有《还魂草》《巴金短篇小说集》，中篇有《憩园》《第四病室》等，长篇有《火》和《寒夜》。《火》共三部，第一部描写上海沦陷时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所造成的惨状和人民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第二部描写爱国青年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动人情境，第三部描写一个爱国者创办爱国刊物的艰难过程。

▲巴金

艾芜、张恨水在这个时期以抗日爱国为主题，立足于现实，反映现实，创作了许多好的作品。如艾芜的小说长篇《丰饶的原野》（其中第二部《花落时节》写于重庆），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短篇《石青嫂子》及短篇集《荒地》，张恨水的长篇《八十一梦》等，都是优秀作品。

战争激发着作家的感情，诗人之多、诗歌之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从短诗发展到长诗，从抒情诗发展到叙事诗。许多小说家和理论家、老诗人和新诗人满怀激情，写下了许多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坚决地打击敌人，无情地暴露敌人罪恶的诗篇。

郭沫若始终战斗在国统区政治文化中心的重庆。他写的诗无论新体诗还是旧体诗，都充分表达了诗人的爱国赤诚和崇高精神，堪称民族的号角。他创作的诗收集到《战声集》，1938年1月出版。抗战相持阶段到解放战争初期，他的诗收集到《蜩螗集》，1948年出版。

▲郭沫若在重庆寓所读书

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危急！郭沫若毅然离妻别子，逃离敌国，哭吐精诚，“欣将残骨埋诸夏”，决心把余生献给伟大的祖国。他一踏上国土便辗转战斗在上海、武汉、长沙、重庆等地。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市民死伤惨重。郭沫若在他的《惨目吟》中写道：“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灭！”两天中，重庆市民被炸死炸伤达8500余人，山城变成了火海。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重庆，造成在防空隧道中窒息而死者达数千人。郭沫若在《罪恶的金字塔》中写道：“只有愤怒，没有悲哀，只有火，没有水。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这火——，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么？”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对新四军抗日将士之死无比悲痛。他写道：“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又曰：“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www.xing528.com)

此外，郭沫若还写了许多关怀人民、鼓励同志的诗篇。1940年春，川南大旱，诗人无比焦急；忽逢天降大雨，他无比欣悦而作《喜雨》诗：“传闻春旱苦川南，菽麦枯存十二三。檐外终宵声淅沥，方知霖味果然甘。”足见诗人是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甘苦的。1942年他写了《赞水牛》，以真诚的感情和比喻的手法，借赞美水牛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坚毅、雄浑、无私”的美好性格和“活也牺牲，死也牺牲”的精神。郭沫若的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诗人艾青为民族的解放而创作，为民族的深重灾难而倾诉。他在重庆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却创作了许多首诗。1940年5月初，他在湖南去重庆的路上写了叙事长诗《火把》，在重庆还写了《旷野》《夜》《高粱》《老人》《割草的孩子》《荒凉》《篝火》《捉蛙者》《公路》等。这年冬，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他的诗集《旷野》。

在火线上生活了五年的臧克家，1938年至1939年发表了《从军行》《泥淖集》和《随军行》。1940年出版《淮上吟》诗集，真实地描写了作者的实际斗争生活，描写了黄泛区人民的痛苦。1942年出版《古树的花朵》，描写民族英雄范筑先的抗战事迹。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塑造“抗战以来第一篇实验的五千行的英雄史诗”，也是他生平最卖力气的创作。1943年，诗人还写了《泥土的歌》，描写中国农村及对农民的看法和感情。这种感情是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

老舍在1940年写了长诗《剑北篇》，描写川陕豫人民抗战的情景和沿途风物，表现了军民抗敌的英姿。他是“为了民族与形式朗诵问题的实验”而写作。

抗战时期，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一套“七月诗丛”，介绍和发表过不少诗人的诗篇，对诗的提倡颇为努力。以《七月》杂志为阵地，形成了“七月诗派”。艾青、田间、绿原、阿垄、冀汸、庄涌、孙钿、彭燕、牛汉、鲁煤等都写了许多好诗。

▲《七月》杂志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玉祥，既是统率三军的爱国将领，又是文化界蜚声诗坛的“大兵诗人”。他说：“我虽一军人，素昔好文艺。”他写的许多白话诗都充满着强烈的高亢的战斗激情，无情地揭露、鞭挞日本侵略者，大无畏地暴露、谴责顽固派投降妥协及其黑暗统治。他写的诗具有单纯直率、朴实不华、浅近通俗的风格。周恩来在青竹冯玉祥60寿辰时说：“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4]

抗战时期，诗集和诗刊的出版比战前增加了；而报纸出版的诗专刊、诗特辑也多起来。如《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新华日报》副刊《文艺之页》、《国民公报》副刊《文群》、《新蜀报》副刊《蜀道》等。《抗战文艺》《文艺新潮》也出版过诗歌特辑。

重庆和大后方的诗人，不仅以笔作刀枪，创作出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而且他们还直接参加了战斗，和国统区的民众一起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他们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植根于创作的源泉中，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