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和多样性

重庆新闻出版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各种报刊的创办和发行。抗战时期，因为重庆是战时首都，很多中央级报刊和外省报刊都迁至重庆继续创办，不少文化人士入川后又新办了一些报刊，加上重庆原有的报刊，使战时重庆的报社总数达到约70家。他们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抗战前就在重庆出版的，如《商务日报》《四川晚报》《人民日报》《大江日报》等。其中大多数在1939年前后相继能够坚持继续出版。二是抗战开始后由沦陷区陆续迁来的，如南京《新民报》《南京晚报》《中央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大美晚报》（英文），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武汉《扫荡报》《新华日报》等。三是抗战时期重庆新创办的报纸有45家。日报有《星渝日报》、《西南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工商新闻》（重庆版）、《世界日报》、《正气日报》（军中版）、《中国儿童》、《中国工人》、《中学生导报》，等等。这些报纸，除日报外，其余均为4开版小型报，出版时间一般都不长。

战时重庆的刊物达到900多种，数量之多，品种之多，在全国居首位。其中半数以上是国民党创办的。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从上到下都有自己公开的或对口的业务刊物。当时重庆主要综合性的理论刊物有《中央周刊》《民意》《新知识》《新政治》《民族战士》《中国青年》《妇女运动》和南方局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等。主要文艺性的刊物有《抗战文艺》《中原》《文艺阵地》《文艺先锋》《文坛》《今文月刊》《中国漫画》《戏剧月报》等。[3]

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各省市的一些出版社和书店也陆续迁至重庆。同时，一些有爱国心的文化人士和出版商，为了宣传抗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先后在重庆新建了一些出版社和书店。因此，重庆成为战时全国图书出版业的中心。图书出版事业空前繁荣。

重庆出版业一时兴起，加上原在重庆经营的出版单位约有五六十家。其中包括当时在全国闻名的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和文通书局。

此外，还有所谓“七联处”。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以上七家大书局，在重庆成立“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为“七联处”。七家书店总经理参与讨论拟定各种教科书，各书局派代表联合组成工作班子，办公地点在临江门迁川工厂联合会楼上。该处于1946年迁到上海。

除了七大书店和“七联处”，还有其他的图书出版机构，如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营业部、国讯书店等。

《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其在各地的经销处，既是新闻机构，又是出版发行机构。它除了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外，还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社、解放社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言论等。发行的马列主义著作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斯大林言论选集》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队战争的战略问题》《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的《论抗战诸问题》《论目前抗战形势》等。此外，还出版发行过共产党的政策、言论和文件，如《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和宣言》等，并经销延安出版的书刊和苏联出版的俄文报刊及图书等。

生活书店于1938年八九月间从武汉迁到重庆。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邹韬奋任总经理，徐伯昕任经理，下设编审委员会、秘书处及总务、生产、营业、会计等部。到皖南事变前，在全国14省市有分店55处，在香港、新加坡也有分店，其发行网遍及前后方及抗日根据地，职工500余人。生活书店的宗旨是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求，发展服务精神。在正确宗旨的指导下，在重庆，期刊方面，除继续出版《全民抗战》（邹韬奋主编）、《文艺阵地》（茅盾主编）外，还出版《读书日报》（胡绳主编）、《理论与现实》（沈志远主编）、《战时教育》以及《妇女生活》等；图书方面，除继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及论述外，还出版大量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时论文章、文艺创作，“世界学术名著译丛”“新中国大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世界文库”等，还经销《解放》《群众》周刊等进步期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生活书店的宗旨，它不愧是出版界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不愧是“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堡垒”。生活书店与中共南方局有密切联系，有许多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还经常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徐特立等到书店总管理处作报告，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www.xing528.com)

新知书店在桂林设总店，在重庆设分店，由徐雪寒负责。重庆分店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斯大林言论选集》《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共产国际纲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皖南事变后，重庆分店由黄洛峰负责，出版文艺创作和译著及一部分政治、经济类图书，还经销延安出版的《整风文献》《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彼得大帝》等。

▲生活书店重庆分店

读书出版社1938年从武汉迁到重庆，出版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曾多次再版。由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在黄洛峰的主持下于1938年在沪出版，由香港转运滇、黔、川2000册，因广州沦陷，全部损失。同年八九月间，《资本论》的纸版再由沪辗转运至重庆出版发行，并运销桂林、成都、昆明和延安等地。该社还出版“鲁迅丛书”“新音乐丛书”《学习生活》、《文学月报》、《新中国文艺丛刊》和《新音乐》等杂志刊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社出版了马列主义著作、《卡尔·马克思》、《列宁传》、《斯大林传》及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等。

开明书店于1938年迁渝，在桂林、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设分店。总管理处设在桂林，1944年迁到重庆。主要经销中小学教科书、文艺书籍及期刊，其发行责任人为范洗人、章锡珊、叶圣陶、朱达君等，是一家进步的民间文化企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希望叶圣陶尽力维持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

原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于1941年12月在重庆设总管理处，主要出版工具书、科技书、学术性著作、教科书等，如《辞源》《综合英汉大辞典》等。特别是王云五编著的《四角号码字典》，是当时的畅销书。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被很多学校采用。《东方杂志》是一大型刊物，很受读者欢迎，1943年在重庆复刊。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为大后方文化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

和新闻事业相联系的，还有广播电台。1934年，重庆就建成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每天播的节目较少，只有新闻、川戏、歌曲等。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迁到重庆独家经营广播事业。1938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经长沙迁重庆，开始播音后，重庆广播电台即被撤销。中央广播电台办的节目有新闻、一周大事、评论、总理遗教、音乐、家庭节目等。1939年2月，重庆正式建成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40年初，又改名为国际广播电台，负担对国外广播。战时重庆的广播电台几乎都是国民政府主办的，主要宣传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积极内容。

总之，重庆进步出版业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下，处境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进步的出版家和广大出版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下，冲破重重障碍，创办了近百个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书刊杂志，对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繁荣中华民族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增强民族意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进步出版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