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化抗战的别开生面

在日本法西斯横行无忌、狼烟滚滚的岁月里，人们习惯称重庆为大后方。然而，面对日机连续数年的大轰炸，陪都重庆又何尝不是烽火连天，成千上万的人流血牺牲，无家可归，这样的大后方和战争前沿又有多少区别？日本法西斯妄图以此恐怖行径摧折中华民族抗敌救亡的精神和意志，事实证明不但徒劳，反倒更加激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不取得最后胜利誓不罢休的决心，把整个陪都真正变成了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的战略后方和精神堡垒。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救亡运动的高潮。对时事政治和祖国安危反应最为敏感的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尤其迅猛。全国的抗日文化运动，最初是以著名文化人士和重要文化机构较集中的上海、北平为中心的。北平和上海陷落后，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一度移到了武汉。戏剧、电影、文艺、木刻、漫画、新闻、音乐等各界都在武汉成立了抗日的全国性的统一机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被日军攻占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大批文化人士和新华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青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行政院和军委会机关迁到了陪都重庆，推动了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科研机构、高校云集重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和香港、澳门地区。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文化人士纷纷转移到祖国大后方，数月间就转移了几千人，大部分都辗转到了重庆。其中著名的作家有茅盾、张恨水、胡风、叶以群、田汉、张秀亚，诗人有艾青、臧克家，电影戏剧家有夏衍、宋之的、洪深、于伶，表演艺术家有金山、凤子、黄宗江、谢添、蓝马、沈扬，美术家有徐悲鸿、叶浅予、丁聪，音乐家盛家伦，新闻记者顾执中等70多人。到1943年上半年，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同一时期，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书局先后从上海迁到重庆，恢复营业和出版工作，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也自办了一些较小的出版社，如作家书屋、文风书店等，使重庆的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1]而且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内迁大后方，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31所，将近全国内迁77所高等学校的一半。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等学校，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38所，居全国之冠。[2]这些高校都是传播文化的基地。随着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高等院校、文化人士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日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