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传达出独特抗战情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存亡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关切的问题，作为大后方文化聚集之城——桂林“文化城”成了民族救亡的文化宣传中心，进步的政治文化宣传是其主要特征，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高涨渗透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中。1938年后，大批文化人士不断南下，最终避难于西南一隅的桂林。桂林特殊的政治氛围给了他们相对自由的空间，同时，桂林的秀丽山水使他们精神上也得到暂时的寄托。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灾难，不断的漂泊、寄身他乡，没有归宿的孤苦增添了他们对故土的眷念。

独特的境遇遭际造就了作家们独特的心态，从而也产生了独特的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桂林“文化城”像沸水样的救亡情感，使作家们的创作主题、意象营造、意象选择、创作心态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生活境遇的完全改变，国家民族的沉重灾难的降临，以及对当时国情的不断认识，他们的创作和活动既结合了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融入个人对社会与民族的思考，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不仅反映了桂林“文化城”为代表的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文学信仰、审美情感和个人情感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反映出桂林“文化城”独特的社会环境、独异的特征，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抗战时期汇集在桂林的归国华侨、文化人士，虽然来自不同的侨居地，但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遵循“团结、抗战、进步”的工作方针，团结协作，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文化运动。文学方面，海外归来的作家勤于创作。如巴金，他在桂林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积极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先后主编了《文丛》《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作品刊物。同时，他在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余，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还魂》和散文集《旅途杂记》等文学作品。茅盾创作的《霜叶红于二月花》，1943年5月出版上市后，顷刻之间被读者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桂林山城。艾青创作的诗作《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工人歌》等皆为读者所喜爱。戏剧方面，在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焦菊隐、洪深等归侨戏剧家的艰苦努力下，先后成立了90多个专业和业余话剧团，上演各种大小剧目370个，950余场次，使戏剧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中成为成绩最显著、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门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欧阳予倩、田汉等发起在桂林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其目的是检阅七年来抗战戏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开展抗日救亡戏剧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确定抗战戏剧运动今后发展的路线和任务。参加这届戏剧展览会的有来自西南八个省共28个团队，近千名演职人员，演出170余场，观众达10万人以上，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音乐美术方面，旅法归侨马思聪、旅欧归侨著名作曲家吴伯超等活跃在桂林音乐界，积极参加音乐演出活动。他们与其他音乐人一起，化音符为干戈，汇旋律为时代强音，用音乐动员人民，激发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旅日现代画家李桦、丰子恺、何香凝、黄新波、张大千、阳大阳，还有旅法画家徐悲鸿，旅美画家李铁夫等，云集桂林，广泛开展抗战美术运动，启动多个美术社团，其态势波澜壮阔、盛况空前。如李桦亲自担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组织举办抗日木刻版画展；黄新波创作的《还击》《他并没有死去》等木刻版画，形象生动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事变中，残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热情讴歌新四军的丰功伟绩。

▲1944年春，桂林举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和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图为与会者合影。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璀璨夺目，这与在桂林从事抗战文化运动的广大文化人士深入实际，贴近生活，紧扣时代主题，勇于创新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海外归侨、文化人士，他们始终牢牢抓住民族统一抗战这一主题，去体验生活，去挖掘题材，去创作和提炼作品。正如旅日归来的翻译家林林在《广西日报》的《文艺通读散论》一文中所指出的：“文艺通讯也是服役于抗战的武器，它宣传各地方各种类的战时生活。”旅缅归侨、著名作家艾芜发表在《广西日报》的《战争与和平》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明白，我们中华民族是处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除了用战争争取和平外，其他的和平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有害的。因此，我们的笔，在今日必然是歌颂战争，无情地打击那些伪和平论者。”这些都无疑要求文化人士要密切联系抗战现实，反映抗战时期的战斗与生活，歌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鼓励与启迪人民群众投入抗战。如黄新波、周令钊、曹若等美术家深入前线，观察、体验前方抗日将士的战斗生活，创作了一批富有战斗气息的素描、木刻作品。黄新波创作的《胜利之夜》《昆仑关》《野营之晨》《父子兵》等反映昆仑关战事的木刻组画在桂林“战时画展”展出，受到广泛好评。旅日木刻画家李桦长年累月地在战地写生，从事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旅日戏剧家欧阳予倩，1938年从上海经香港抵达桂林后，受聘为广西戏剧改进会顾问，主持地方剧桂剧的改革创新工作。他发现桂剧的表演有朴素而细腻的优点，但拱手、抖袖、转身、指划等动作不优美，过于粗糙，于是他制订了改革方案。他主张在保留桂剧的地方特色外，力求革除桂剧中粗鄙、庸俗的动作、唱词、台词，杜绝胡诌瞎编、乱唱乱演的陋习；要大胆吸收昆曲、京剧及其他剧种的优点，改良唱腔；在舞台美术方面，要设大幕、边幕和实景。于是他将自己原先写的剧本《梁红玉》改编为桂剧剧本，交桂林南华戏院桂剧班演出，并亲自担任导演。在排演这出戏过程中，欧阳予倩一改过去桂剧没有导演制度之做法，亲手制定了导演程序，一幕一场、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反复排练。他还在表演、唱腔、化妆、布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采用了京剧、话剧、曲艺的一些手法，使桂剧从内容到形式，面目一新。该剧上演之后，轰动了桂林城，观众无不交口称赞，连续上演了20余场，场场座无虚席。(www.xing528.com)

在桂林“文化城”中，新闻出版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前，桂林仅有几家书店，抗战爆发后，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大批文化团体、学者、作家陆续汇集于桂林，出刊物、印书报、办书店蔚然成风，同时，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等各大书店也因战事相继迁来桂林，有资料记载：“离中南路不远的桂西路，书店更为集中了。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新华日报》图书课都设在这里。还有规模较大的书店如上海杂志公司、大时代书局等，书店林立，形成了一条文化街。”可见当年桂林书店的繁盛。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4年，当时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有180余家。

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印刷业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抗战前，桂林印刷业大小不下30家，大部分是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刷书版的印刷厂，资金总额不满30万元，全市的印刷工人不足300人。但“文化城”时期，印刷业空前兴盛，据1943年7月份的资料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有8家，书版兼彩印的6家，书版兼杂件的12家，彩印的5家，铸字的2家，装订的3家。设备方面齐全，每月生产用纸达到10000令到15000令，排字生产每月可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

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空前繁荣。有资料显示，整个抗战期间，在桂林共出版了200余种杂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音乐、美术、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桂林“文化城”的新闻报纸和杂志大多数由进步文化人士主办，他们都坚持抗日立场，彼此团结，很好地支持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众多的报纸为青年作家们提供了抒发情怀的园地，刺激了他们强烈的创作欲望。如以“鲁迅风”杂文为特色而著称的《野草》杂志的发行，不但和时代命运紧密结合，而且培养出了秦似等一批杂文家。报纸也由原来的《广西日报》一家，猛增到21家，《新华日报》《力报》《大公报》《救亡日报》《扫荡报》等相继迁入桂林。这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

▲黄新波木刻版画《他并没有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