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上海戏剧与电影在孤岛时期的困境与成果

“孤岛”时期，上海的戏剧运动也十分活跃。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大批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人才都聚集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属的“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冼星海、袁牧之、宋之的等许多文艺界的名人都参加了演剧队。淞沪会战爆发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演出队分南北各条路线出发到内地，到前线和后方，深入群众做演剧宣传工作，仅留第十二队在上海。这第十二队的成员，大多是有各种原因暂时不能离开上海的，同时党中央考虑到上海也要留些人搞戏剧工作，而这些人也比较合适，所以决定把这个队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成为“孤岛”后，这些留下的戏剧工作者兵分两路，一路由于伶负责，联系专业性的大剧团，成为职业性剧团，被称为“大剧场”；一路由殷扬领导的，专门开展业余演剧活动，被称作“小剧场”。这两个剧场相互配合：“大剧场”团结了许多戏剧专家，“小剧场”联络了大批的年轻戏剧工作者和爱好者，共同坚守上海人民抗战的精神防线。

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1937年12月，负责专业剧团工作的文委委员于伶会同留沪的戏剧家阿英、欧阳予倩、许幸之、李伯龙、包可华等人，迅速召集起救亡演剧队第十二队、第十三队的留沪人员，组成青鸟剧社。“青鸟”之名，取自梅特林克的象征剧《青鸟》，意为不屈不挠追求幸福自由。1938年元旦，青鸟剧社上演《雷雨》和《日出》两个剧目，轰动了“孤岛”上海。剧目体现的反封建和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青鸟剧社还演出了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阿英的《不夜城》、田鲁改编的《衣锦荣归》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等，成为“孤岛”初期具有艺术性质的但却有鲜明抗日倾向的文化团体。但后来因剧社内部出现问题，青鸟剧社于10月解散。

▲于伶

上海剧艺社也是“孤岛”时期的主要文化团体。1938年7月，于伶与几位戏剧家商讨，决定以青鸟剧社中原演剧十二队的骨干为核心，组建上海艺术剧院，并上演了两场戏。但因为没有通过法租界公董局的立案登记，遭到公董局的非难，下令不准该社在法租界演出，否则将驱逐出境。于伶等人为坚持继续斗争，便吸取教训，想方设法与洋商接触，以中法文化交流的名义，在中法联谊会戏剧组下设立了一个专业剧社——上海剧艺社，表明“研究戏剧艺术，创建戏剧事业，发扬戏剧文化”的宗旨。所以，登记注册，顺利地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允准。7月17日，上海剧艺社正式成立，剧社社长由中法联谊会会长、法租界华董、国民党党员赵志游担任，但赵志游只是挂名，实际负责人是名义上担任剧艺社社委会秘书的于伶。剧艺社利用在法租界的合法地位，精心策划各类剧目，既通过演出一些戏剧，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又注意保护自己，尽可能不让租界当局找到碴子。中共江苏省委和文委一再叮嘱他们，一定要注意隐蔽，不要图痛快演革命戏，反而引来敌人的注意，要在“孤岛”环境里作长期的打算。上海剧艺社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孤岛”坚持了三年，成为“孤岛”戏剧运动的中心，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后才停止活动。

“孤岛”时期，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文化界的活动主要表现为通过一些剧团的演出，团结一批从事戏剧创作、编导、表演、舞美艺术的人员，继续坚持斗争。

1937年末开始演出《雷雨》《日出》和新创作的剧目《女子公寓》等。这些演出实际是一种试探，看在“孤岛”中，租界当局和敌伪势力能允许演些什么样的戏。《女子公寓》是于伶抱病赶写的剧目，以傅作义在百灵庙抗击日寇为背景题材。因此，演出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结束后，在剧场的座位上发现了一枚炸弹，并在演完夜场后被法租界当局勒令停演。这就说明，在这个时期的“孤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是极其不易的。虽然艰难，但上海戏剧界的工作者却没有失去斗争到底的信心，他们以各种方式继续展开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中，于伶和阿英、吴仞之、李健吾等人几经波折筹建了上海戏剧艺术社。经过合法斗争取得法租界当局的支持后，演出了法国剧作家萨度的《祖国》、R.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戏。之后，又先后上演了张骏祥创作的话剧《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及曹禺的《正在想》《镀金》等作品。通过演出，上海剧艺社的队伍不断扩大，还和法租界当局合作开办了中法戏剧学校，培养了一批日后有名望的编剧导演和舞台美术工作者。

《夜上海》是于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话剧，也被称作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本。剧本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后的混乱和人民所经受的苦难。作品真实地描绘出在夜一般黑暗的“孤岛”上活动的许多典型人物。剧中主人公梅岭春一家老小逃亡到上海后，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痛苦，都受着生活的煎熬，但他们不肯屈服，在抗争中觉悟到生活的真理，走出了一条“坚持活下去”的道路，使人们在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一线光明。

《长夜行》是于伶1942年3月创作完成的话剧。这部剧以当时的抗战为背景，写上海一幢坐落在公共租界石库门房子内的三户人家的生活。深刻揭露了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到处是暗杀、抢劫、掠夺和奸商的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成了暗无天日的世界。但主人公俞味辛夫妇坚强不屈地同敌人斗争，表现了沦陷区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压迫的斗争意志，最终全家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碧血花》是阿英创作的“孤岛”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历史剧。剧中描写秦淮名妓葛嫩娘为了促使留恋她的明将孙克威前往福建与唐王共图抗清大计，几欲自刎，而后与孙克威一同投奔义军，英勇抗敌。她怒斥卖国奸贼郑芝龙，表现出蔑视邪恶的凛然正气。兵败被俘后，她更是不屑于清军威胁利诱，刚强不屈，最后咬舌自尽。演出时，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情感交织，这样的剧情很容易把台下的观众同抗日救亡的现实联系起来，不少人边看戏边落泪。阿英在完成《碧血花》之后，又创作了《海国英雄》《杨娥传》《洪宣娇》等历史剧和《五姐妹》《不夜城》等现实剧。

▲阿英《碧血花》

在戏剧运动十分活跃的同时，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却进入到了发展困难的阶段。上海是中国电影制作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由于电影的创作与生产受到物资条件和机械设备的制约，所以，日军的全面侵华导致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发展遭受重创。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电影生机勃勃的发展进程。上海几家主要的电影公司大部分都在无形中解体，无力复业。各影剧院关门停业，曾繁荣上海的电影业，在这个时候显得极其萧条。由于电影比其他的艺术形式更受经费、摄影场地和拍片周期等因素的制约，留守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很难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继续开展工作。大部分原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如进步电影编导夏衍、蔡楚生都奔赴到前线和内地，仅留下于伶、阿英继续坚守上海的戏剧和电影岗位。这样，电影发展的势力就相对减少了。与30年代前期相比，“孤岛”时期的电影进入到了低谷。但与一般沦陷区不同，上海还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着某种独立。“孤岛”初期，由于日本侵略军尚未能实现“代管”上海租界的图谋，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为电影继续存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不能容许上海人民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上海人民的爱国活动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对担当舆论重要宣传工具的电影当然也要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破坏。租界区的事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虽不能直接插手，但是仍然不放弃对租界当局的不断施压和干涉。他们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迫害中国的爱国进步人士。面对上海的电影事业遭受的沉重打击，大敌当前，上海数百万热爱祖国、仇恨日寇、不愿做亡国奴、抗日情绪高涨的人民，齐心协力，大力支持和赞助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在他们的大力赞助和支持下，一批爱国进步的电影文化工作者得以继续开展工作，并与全国各地——前线的、敌后的、大后方的人民的抗日斗争相呼应，上海电影界相继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

组织和领导“孤岛”文化斗争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受中共上海市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双重领导。1938年初，在文委的领导下，救亡运动再度活跃。原来在八一三事变前后组织起来的各界救亡协会都成了分散的地下工作机关，并成立了戏剧电影委员会，由吴永刚、蔡楚生担任“影评人协会”主席。经历了短暂的萧条阶段，电影业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这种繁荣直接刺激了电影生产。在“孤岛”时期，“新华”公司共出产影片120部左右，“艺华”公司拍摄了50多部，“金星”公司摄制14部，“国华”公司产出影片近50部，其他若干小影片公司拍摄影片也达到相当数量。(www.xing528.com)

电影业在这个时期仅从数量上看是相当繁荣的，有一部分优秀作品为“孤岛”电影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受当时局势的影响，各影片公司竞相拍摄隐含抗战意义的古装爱国历史片，当时比较轰动的有顾兰君主演的《貂蝉》（1938年）、陈云裳主演的《木兰从军》（1939年）、袁美云主演的《西施》（1940年）等。

1939年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特意从香港邀来了香港影坛的红星陈云裳来沪，扮演了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的《木兰从军》，该片的目的是借古喻今激发人们的抗战情绪，因此在新落成的沪光大戏院上映后连映三个月，接下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映又是狂满数月。此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也成为这一时期电影的典范。《木兰从军》受到当时进步爱国舆论的大力支持，并以此为契机，许多评论还据此提出“历史电影”的原创原则。他们认为《木兰从军》“尽可能地透过历史，给现阶段的中国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怎样去奋斗，怎样去争取胜利”，“必须从古人身上灌输以配合这大时代的新生命”。这部历史片提倡了团结抗敌的思想，增强了民众的爱国情怀，给孤岛电影带来了曙光，引起了各公司拍摄古装爱国历史片的热潮。陈云裳也因此红遍沪港、南洋。影片的成功鼓舞了爱国电影人员对爱国题材电影的创作，直接带动了一批历史题材的电影的制作。紧随其后的《西施》也在《申报》上做广告，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辱历历在目，国仇耿耿于心。”

▲电影《木兰从军》剧照

随着历史题材电影的成功上映，各大影院的荧幕上相继出现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成就较高的历史片。如新华公司的《武则天》《岳飞精忠报国》，华成影业拍摄的《葛嫩娘》，艺华影业的《刺秦王》等。

除了历史剧外，这一时期也有少数思想和艺术都不错的反映现实的影片。如1939年由艺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女子公寓》。此片由于伶根据自己的同名话剧改编。1941年由金星影片公司摄制的《花溅泪》也是于伶根据自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女子公寓》和《花溅泪》在“孤岛”的话剧舞台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它们改编为电影走上荧幕后，也都赢得了观众的注意。这一年由柯灵编剧、金星公司拍摄的《乱世风光》，被认为是“孤岛”时期最优秀的影片之一。编者刻意反映侵略战争中的上海现实，一方面是花天酒地，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同时也有人在为抗战默默地工作。《乱世风光》于1942年公映，此时日军已全面占领上海。

繁荣的电影市场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电影人，如胡蝶、陈云裳、梅熹、卜万苍、金焰、顾兰君等人，他们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成长。许多电影公司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还努力将电影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而不是仅仅单纯追求商业上的利益。公司吸收了周贻白、于伶、柯灵、程小青等许多优秀的电影人才，他们甚至还创办了金星戏剧电影训练班，讲授中国与欧美戏剧史、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从这个电影训练班里走出了谢晋、丁里、颜碧君等人。毫无疑问，这些后来在中国影坛上，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作出过贡献的电影人就是从这里开始走上电影之路的。

▲胡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再次陷入电影业的低谷，上海的电影陷入日伪的控制之中，失去了作为电影制作中心的地位，电影制作的重心逐渐南移至香港。

“孤岛”时期的上海，许多音乐工作者离开了这里，大大削弱了上海音乐的活力。然而，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奏出了这个时期的最强音。

▲陈云裳

在各种联谊会俱乐部中，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开展公开合法的歌咏活动，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到歌咏活动中来，各种歌咏组织也随之壮大。歌咏团体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去电台播音，到孤军营慰问，为新四军或救济难胞进行义演。有的还组织下乡服务团到游击区教唱歌。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宣传抗日救亡，激励人民为民族生存而斗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干一场》《保家乡》等是他们经常演唱的歌曲。在抗日歌咏活动中，人民的抗日情绪一直十分高涨。在歌咏活动的开展中，培养了一批歌咏活动的骨干。歌咏活动的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教唱人员和指挥人员。铁铮、张昊、陈歌年等就举办歌咏指挥班，吸收各社团、学校、工厂歌咏团体的指挥、教唱人员和活动分子参加，主要教授乐理、指挥等音乐知识。他们还编印了歌曲集，为“孤岛”的歌咏活动提供抗日歌曲，造就了一批抗日歌咏活动的骨干力量。这些群众性歌咏活动的开展，鼓舞了人们的精神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抗战时期国内其他地方的文化，也与上海在抗战期间其他时段的文化不同。

“孤岛”的形成是与租界的存在相关联的，租界被日军占领，“孤岛”也随之淹没。“孤岛”不同于沦陷区，但一般沦陷区的险恶在“孤岛”相当程度上也同样存在。租界当局软弱的“中立”态度事实上并没有为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保护伞的作用。日伪对爱国力量的迫害和摧残也没有因为租界的障碍而止步不前，租界当局亦因屈服于日军的淫威而对上海人民抗日救亡活动作出了种种限制。日伪接二连三地在租界内制造暗杀、恐吓事件，文化人士被秘密逮捕或杀害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坚持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政策下的反抗性是“孤岛”文化的显著特点。留守上海的文化人士没有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坚持着爱国主义运动。

“孤岛”文化是整个抗战文化的一部分，它并没有随着局势的恶化而消沉，相反，在短暂的沉寂以后出现了奇特的繁荣，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虽然在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但它毫无疑问鼓舞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展示了抗战中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