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描写细致，文化抗战书名概括

“孤岛”时期，小说的创作开始摆脱内容相对单一的缺憾，多方位反映复杂纷繁的社会现状和人情世态。作品的内容更为丰富，切入的角度更为深沉，表现的手法也更为成熟。

这一时期有一位堪称上海最为出色的女作家——罗洪。她的作品以歌颂抗战爱国、鞭挞卖国害民为主要内容。描写细致入微，善于渲染气氛是罗洪创作小说的一大特点。情节紧凑，语言生动也使她的小说读来富有韵味。代表作品《雪夜》描写了“孤岛”富有血气的爱国青年刺杀汉奸的一次神秘行动。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凄凉而又带有些乖戾的气氛，它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被侵略者践踏着的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是如何面目全非，却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作品主题深刻而耐人寻味。

“孤岛”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还有钟望阳的《籽》，作品描写一个年轻女性不幸遭受日寇的强奸，又不幸地生下小生命后所遭受到的更为可怕的境遇，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侵略者的强烈的控诉和愤慨。林淡秋的《复活》，描写了一个受生活的重压变得有点萎缩的小人物最终在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得到复活的一生。武桂芳的《凶手》，描写市民自发抵制日货。王统照的《华亭鹤》，描写正直爱国的父亲与热爱父亲却出卖祖国的儿子之间强烈的矛盾冲突。这些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在诸多小说中得到细微的刻画，体现了“孤岛”时期上海作家的民族责任感。

“孤岛”时期除短篇小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外，也出现不少有影响的长篇。谷斯范的《新水浒》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描写中国民众自发组织抗敌武装队伍的长篇作品。作品以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一支抗日武装从“游击队”到真正合格的抗日“游击队”的成长过程，并成功地刻画了几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这部作品一出来，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茅盾还专门写了《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给予评论，除了对主题、人物作了肯定外，还特别指出作品在形式上的成就与不足：“这本书在利用旧形式的实践过程中，将是一部值得纪念的作品，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将是最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程造之的《地下》和《沃野》是两个有连续性的长篇。《地下》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0年。描写的是通海一带的农民自发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经过艰苦努力队伍逐渐壮大，却因出了内奸而几乎全军覆灭的过程。在《地下·序》中，著名文学批评家巴人对作品充满了赞誉：“虽然这作品不一定就是算得伟大，但我们总算有了比较结实的巨著了”，“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笔，但也有他非常残忍的笔。写自然与习风，婉约而妥帖，叫人感到一种难说的喜悦，写战争与屠杀，可叫人毛发森然，不忍卒读了。这作品给我的，没有苦重之感，是一种新生的清新的喜悦……”1940年，程造之接受巴人的建议一度赴苏北抗日根据地深入生活，回来后完成了《沃野》。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农民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终于成为强有力的抗日武装队伍的故事，同时它还以严峻的写实手法，揭露了敌伪势力的残暴行径，表现出更为广阔、更为真实的生活画面，也表明了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

▲程造之《沃野》

“孤岛”时期，也有以抗战为主要表现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周楞伽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年轻的一代》，胡山源描写抗日游击队的《王家巷》，王任叔揭露、鞭挞名为抗战实为投机的反动分子《超然先生列传》，阿英的长篇《建国儿女英雄传》，钟望阳的儿童长篇读物《安利》《小癞痢》，包天笑展望抗战胜利的长篇《雨过天晴》等。《雨过天晴》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小说，它以幻想的手笔描写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新景象，表现出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当时的国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还出现了以抗战现实以外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如巴金的《春》和《秋》，芦焚的《马兰》，秦瘦鸥的《秋海棠》，徐訏的《吉普赛的诱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其中，《春》和《秋》与巴金早先创作的《家》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激流三部曲”，《春》和《秋》也成为“孤岛”小说创作最值得骄傲的成绩之一。《秋海棠》则不仅是“孤岛”时期社会反响最大的通俗文学作品，即便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通俗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吉普赛的诱惑》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是“孤岛”时期以“现代派”手法写成的小说，心理描写细腻，富于哲理和丰富的意象，大量的象征使它们成为风格独特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复杂的现实生活，丰富了“孤岛”时期的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学在抗战的烽火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孤岛”时期，散文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一时期的散文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关注着抗战的历史风云。柯灵曾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

灵犀的《逃难者》叙述了日军轰炸上海的南市后，市民们在极度恐慌与混乱中逃难的情景。在华界与租界的交界区，作者站了四十五分钟，亲眼看见了“一大队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市民，从华界涌到租界，每一个逃难者，都挤得汗流脸红……在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当这些以为自己已逃到了安全地带的人们感到无限庆幸的时候，作者却感到“一阵悲哀，已袭上了我的心头”，因为对危险的恐惧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将怎样面对今后的生活，而这正是他们马上就要面临的又一个恐慌！正如岳彬在《血的图画》中所说的“他们逃出了‘死’的界限，在前面，生活的箭又向着他们射来”。芦焚的《遗孑》描述了由于战争而失去父母或与家人失散的儿童的悲惨遭遇：“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有一条消息，自南市陷落以后，南市的普育堂即陷于四面包围之中，日寇在墙外日夜叫嚣呼喊。这里并没有枪械，没有武器，甚至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他们喊着‘女人，女人！’因此她们要求教会将她们撤入租界。你曾想到过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怕，更悲惨，更令人愤怒的事吗？那里收养着一百多婴儿，报上说他们是连路都不会走的。他们啼哭着，跌爬着，——在地上跌爬着，最后他们活活在无人闻问中全部饿死。”“孤岛”时期的散文作者们与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感情的脉搏始终与民族的利益跳动在一起。

当时的散文，反映中国人民积极支持抗战，舍小家为国家也是其中一大主题。女作家吴桂芳的散文《献金》描写了一名叫娟娟的姑娘为抗战前线募捐的过程。娟娟的伙伴们有捐薪水的，有捐车费的，但娟娟没有钱，于是想到了男友参加战地服务团临走前送给她的金项链。犹豫，舍不得，但最终救国之心战胜了它们，娟娟捐出了一个女孩最心爱的东西，实际上是献给祖国最宝贵的爱国之心。吴桂芳的另一篇散文《冲出了家庭》也描写了类似的主题，表现出蕴藏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另一位女作家罗洪的《期待着第一声枪响》，以期待和激昂的情绪记录了人们希望听见和听见了第一声枪响以后的激动和兴奋。作者的父亲在战前选中上海的南市，花费20多万的资本筹备建一个布厂。抗战的第一枪打响之后，来不及撤出的工厂设备就只能准备牺牲了，但是在文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因家产受到损失而有的抱怨，相反的倒是因政府打响了抵抗的第一枪之后而有的“振奋得跳了起来”的雀跃。从中可以看到，千年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表现中国人面对强暴毫不屈服，并以抒情的手法赞美爱国抗日民族英雄代表的作品也大量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仲衡的《竹》，丰子恺的《中国像棵大树》，杨刚的《星》，何为的《江边》等。《竹》通过日军想以烧光、砍光大片竹林来搜寻抗日游击队，而竹子却是经过严冬后的春雨滋润又会蔚然成林的寓意，来表明任凭侵略者烧杀抢掠，中国人民会像春风吹又生的竹子一样，生生不息地抵抗下去，直至把侵略者消灭干净。远在广西执教的丰子恺所写的《中国像棵大树》，通过一篇名为《摧残了的生命》短文联想到所看见的被砍去了一半的大树，春来又抽出新芽，深切地感到这大树是中华民族生命的象征，无论现在如何危难，都会继续生存下去的。杨刚的《星》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宇宙当中灿烂明丽的星，然后又以此来衬托我们民族当中的千万颗经受了抗战洗礼的黑暗中的星星。何为的《江边》感情低沉带有些许伤感。他表现了即将奔赴征途的年轻人与不知情的女友分手时的复杂情感：忧郁、无奈、依依不舍而又坚毅、果敢、义无反顾。文章表明中华民族并不好战，他们热爱和平，眷恋亲人，唯其如此才愈发衬托出了蕴藏在这个民族血液中的韧劲与伟力。

“孤岛”时期，新诗的创作与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形式相比，总体上处于低迷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有影响的是“行列社”及其属下的一批诗人所创作的抗日爱国新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锡金的《晴空》《给戏剧家》《米价》，朱维基的《春的在望》《粮食》《路倒尸》，白曙的《台儿庄》《红堡垒》，关露的《二万五千里》，辛劳的《自由》《五月的黄昏》《捧血者》，石灵的《火》《我歌唱黑暗》等。“行列社”为“孤岛”时期的新诗创作作出了贡献，“行列社”也是整个抗战时期上海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一个文学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