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孤岛时期的文化复苏与斗争

进入“孤岛”初期的上海文化，伴随着上海失陷后的动荡与紊乱，一下从高峰跌入谷底，抗战期间上海开展的文化救亡运动突然沉寂下来。这样的骤变首先是战争形势造成的结果。要恢复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需要一个相应的适应阶段和调整的过程。从“孤岛”形成后的各方面情况来看，打破沉寂的条件是具备的。

首先，在相对“独立”的租界内，日军不能直接插手租界的事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环境就相对宽松一些，这样就有利于文化运动的开展。再从整个“孤岛”时期来看，虽然上海文化界的实力受到文人撤离的影响比较大，但坚持在上海作斗争和由外地迁返回上海的文化人士仍然不少。这些活跃在文化界且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文化救亡经历的人，为“孤岛”文化打破沉寂、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还有一部分条件是“孤岛”内各种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其复杂性也给文化复苏提供了机遇。租界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英美法租界当局、国民党的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和汪伪集团。这些势力复杂的斗争与“孤岛”文化的复苏存在某种联系。一方面，增加了斗争的难度，使文化人士开展活动受到严重束缚；另一方面，特殊的条件又带来了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文学创作的复苏打破了文化沉寂的现象。上海沦陷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在租界设立了新闻检查所，中国报纸必须被迫接受检查，不然强迫停刊。很多报刊自动停刊，有的转移到香港出版。这就使上海的爱国抗日宣传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组织上海民众投入到抗日斗争极其不利。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交流非常重要的窗口，新闻宣传活动尤其如此。为此，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批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千方百计开辟新的抗日宣传阵地。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利用外国商人的名义，创办了一批中文的抗日报刊。担任这些报刊发行人的都是外国商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避免日军对报刊的检查，确保抗日宣传稳步进行。

最早出版的是1937年12月9日，由夏衍、梅益等创办的纯翻译性报刊——《译报》，稿件的内容都是来自外国的报刊和通讯社，有目的、有选择地译载有利于宣传抗战的材料。其中有暴露日军弱点的消息，有宣传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战的主张和政策，有对战事的报道和分析，有分析国际形势的专论。《译报》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很大。但就在该报仅发行12期后，《译报》鲜明的抗日立场，就引起了日寇的注意，随即进行破坏和查封，并勾结租界当局迫使其停刊。

▲《译报》

《译报》被迫停刊后，请了一位英国人做发行人兼总编辑，挂英商招牌继续出版发行。1938年1月21日，《译报》改名《每日译报》，仍像《译报》一样，以译稿为主。但不同的是，它不仅刊登译文，还有自己编写的一些栏目、社论、新闻和专稿，并从其他重要报刊中转载文章，扩大和加强宣传的内容，深受读者的欢迎。

与《每日译报》几乎同时发刊的还有《文汇报》。该报是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胡雄飞等人共同发起创办。《文汇报》也效仿《每日译报》的办法，请了一位英国人克明做董事长兼总主笔，实际负责报馆经营工作的是总经理严宝礼。《文汇报》在“孤岛”时期共出版发行了477号，其中有报道真实抗战的消息，有大力揭发和抨击汉奸卖国贼罪行的内容，有向读者介绍延安生活，介绍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的详细情况。这些内容都对上海青年奔赴延安，指引他们向往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1939年5月18日，因挂牌的英国商人被汪伪派所收买，《每日译报》和《文汇报》一起接到英国领事馆的通知，被勒令停刊。虽然报刊的出版发行受到百般阻挠，但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爱国人士，冲破重重障碍，陆陆续续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据不完全统计，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报纸有50种左右，各种刊物多达二三百种。

报纸、刊物的活跃唤醒了大批文学创作者，他们开始了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研讨、外国文学的翻译、国内文学动态的报道、文学思想的争论，等等。在作家们的参与下，“孤岛”文化界又活跃和发展起来了。(www.xing528.com)

首先恢复创作生机的是杂文。杂文是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事变或动向的议论文章。杂文篇幅短小，能迅速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斗争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对日斗争中，杂文是战斗的利器，在“孤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格外兴盛。杂文作家们密切关注与抗战有关的一切重大事件和思想，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坚持抗日，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反对卖国投降，表达政治见解等，这些都能够及时在杂文作品中反映出来。一大批爱国文人不论是之前擅长还是不擅长写杂文，都积极参与、关注杂文的写作。如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巴金、王元化、陈汝惠等，他们都在杂文写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王任叔是其中创作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杂文作家。

▲王任叔

1937年，王任叔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写作和抗日活动，先后编辑《每日译报》《译报周刊》《译报副刊》“大家谈”和《申报》副刊“自由谈”，并与许广平共同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是留在租界“孤岛”内坚持斗争的卓具胆识的进步文艺家。王任叔以写杂文为主，其杂文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在平白通俗的文字中透出直面世风人生的战斗精神，主要作品收入在《边鼓集》《横眉集》《生活·思索·学习》中。

创作风格接近鲁迅的唐弢，1933年开始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散文和杂文。在上海“孤岛”时期，唐弢一直在他的杂文创作中，抗争现实、鼓舞斗志，作品充分发挥了杂文“匕首”和“投枪”的作用，文章内容含义深远，机锋锐利。他的杂文通过形象的创造，巧妙地将文章的议论和批判的问题具体化和生动化，注重在杂文的艺术内涵里注入浓烈的诗情。作品除收入《边鼓集》《横眉集》外，还有自己的三本杂文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集》。唐弢也成了这个时期杂文创作数量较多，艺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杂文大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参与杂文创作的作家，如柯灵、周木斋、周梨庵、阿英、巴金、陈汝惠等。杂文创作队伍的庞大，文章的大量涌现，使上海文坛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堪称带动上海“孤岛”时期日渐繁荣的前驱，而杂文起到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更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

除了杂文创作，许多作家也运用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围绕抗战现实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