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延安文艺运动第一声锣鼓的是大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鲁艺、部队艺术干部、中央党校、西北文工团等，在延安组织了大规模的秧歌。秧歌是流行于陕北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秧歌又说又唱，载歌载舞，最能表现欢乐活泼的生活气氛。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利用秧歌宣传抗日。“西战团”由陕北到山西，秧歌是他们经常采用的宣传形式。文艺座谈会后，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掀起了新秧歌热潮，几乎无人不会扭秧歌。1943年春节，鲁艺文工团演出的由王大化、李波、路由合写的《兄妹开荒》，成功地运用了边歌边舞的秧歌形式，生动地表现了边区热气腾腾的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兄妹开荒》的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兄妹开荒》剧照
1944年春节，新秧歌演出达到了高潮。延安组织了27个业余秧歌队，表演了150多个节目。秧歌剧、秧歌舞，配合花鼓、旱船、高跷、高台等，延安城热火朝天。1944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表演秧歌的业余组织发展到360多个。
1955年，歌剧《白毛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诗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观看了《白毛女》的专场演出。当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起了“太阳出来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全体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场，并迅速从延安传到了各抗日根据地，风靡整个解放区。当年9月7日《解放日报》一则消息，报道《白毛女》在农村演出时的情景：“每次观众都达三四千人，很多农民跑十多里来看戏……房上、墙上、大树上都站满了人。每次演出观众大多落泪，每演到最后一场斗争黄世仁时，台下喊打声不绝……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说出了穷人的心里话！’”《白毛女》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巨大感召力，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白毛女》的成功带动了许多新歌剧的出现。短短三四年间，解放区的作家和群众相继创作出好几部大型新歌剧，其中影响较大的由阮章竞创作的《赤叶河》、傅铎创作的《王秀鸾》等。这几部歌剧都以农村妇女为主角，倾诉了她们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歌颂她们为创造新生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创作新秧歌的同时，对传统戏曲平剧的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9年鲁艺成立了平剧研究团。后来这个团与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于1942年10月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并出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接着，平剧院又在1944年集体创作了《三打祝家庄》。此剧也是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的，表现了在战争中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才能取胜的道理。毛泽东、朱德看了该剧后写信向作者、导演和演员祝贺，说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
作家马健翎在改革秦腔、创造新型民族歌剧方面，作出了优异成绩，其代表作是写于1943年的《血泪仇》。此剧和他在1947年创作的《穷人恨》，都是表现新旧社会对比，为穷苦人诉苦，同时表现他们翻身后的快乐。(www.xing528.com)
从《兄妹开荒》等短小精悍、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小型秧歌剧，到《白毛女》等大型民族新歌剧的诞生，以及对古老的传统戏曲的改革，话剧进入农村，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边区戏剧运动的蓬蓬勃勃的景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边区掀起了大众化的诗歌运动。一方面，工农兵群众在解放区的自由天地里，放声歌唱新时代和新生活；另一方面，深入实地生活的诗人们，向民歌、民谣学习，创作出许多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歌。
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创作的《东方红》，以真挚的感情、民歌的形式和比兴的手法，热情歌颂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绣金匾》《翻身道情》《十二月唱革命》等优秀民歌，尽情抒发了广大群众对党、对领袖和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
萧三、艾青、贺敬之、魏巍等诗人，也采用民歌形式写了不少反映革命战争、赞颂共产党、描写战斗英雄的诗歌，为推进新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作了很大努力。年轻诗人李季，1945年写成了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优美的故事和陕北人民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广大读者。
田间初到陕北和华北，曾致力于街头诗的倡导和创作。文艺座谈会后，他更明确了努力方向，在深入生活中，创作了歌颂八路军将领的五首名将录。1943年又发表叙事长诗《戎冠秀》，抒写了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光辉一生，在艺术表现上进一步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靠近。
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报告文学又有新的发展。丁玲的散文报告集《陕北风光》，描写了陕北根据地的新人新事，其中的《田保霖》描写边区特等劳模田保霖的成长过程。毛泽东为此写信给丁玲，说这是她写工农兵的开始，为她的新文学道路祝贺。1944年丁玲写的长篇报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全文11章，写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发展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和边区军民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吴伯箫的《黑红点》通讯专集中的许多文章，反映了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英勇和大生产运动的盛况。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写了一个从普通农民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写了关向应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鞠躬尽瘁的高贵品德。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段》以具体感人的事实刻画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
▲抗战时期的丁玲
与此同时，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也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说：“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中国文艺创建了新观念，确立了新格局，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指引着文化抗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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