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导文艺方向，明确解决问题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2年5月2日下午，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毛主席一到会场，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

▲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合影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主席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毛泽东讲完之后，会议稍作休息，继续开会之后，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时而插上几句话。

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一片通明。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批评。朱总司令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并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给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朱德等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同志合影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www.xing528.com)

为了贯彻文艺座谈会的精神，1942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组织地到部队去，各协会会刊应该以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并要抓紧创作以边区现实为题材的剧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工作者会议之后，作家们纷纷下乡。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去陇东等地，柳青去米脂县吕家俭乡；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随着解放区最困难时期的过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贯彻，作家们深入实地，深入生活，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革命文艺呈现繁荣昌盛的局面。许多农村建立了俱乐部、业余剧团，结合农村特点开展小型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和文艺创作活动，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现实斗争，表现农村的新生活和新人物。部队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也很活跃，戏剧、诗歌，特别是快板、枪杆诗，对练兵、行军、打仗都起了有力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民间艺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比较熟悉了群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崭新的作品，涌现出一批表现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的新型小说。

赵树理1943年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新文艺的代表作。茅盾称赞《李有才板话》“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赵树理又在1944年、1945年写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和其他的中、短篇小说，成为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同一时期，邵子南的《地雷阵》，描写爆破英雄李勇创造“地雷战”的事迹，表现一个普通农民在战争中锻炼成长；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描写根据地儿童参加抗日斗争；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表现部队生活和战斗中的英雄人物；马烽、西戎合写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描写晋绥边区民兵英雄对敌斗争的事迹；柯蓝的章回体通俗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写了农民在八路军支持下出生入死与日寇汉奸英勇战斗的故事。欧阳山于1941年到延安，深入陕北农村，创作了《高干大》，写互助合作运动，把20世纪40年代农村经济战线的思想斗争写得相当深刻。柳青于1943年去米脂县当乡政府文书，深入基层，熟悉陕北农民的生活，1947年完成《种谷记》，写了1943年陕北王家沟发展生产、组织变工种谷的故事。

此外还有其他抗日根据地作家的创作，如秦兆阳、杨朔、峻青、孙犁、王若望的短篇小说，题材十分广泛，写农村减租减息的斗争，写农民翻身的喜悦，写农村的社会改革。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著名长篇小说。这些表现重大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