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景康与沙飞：中国抗战摄影传承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迎击日本侵略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消息，很快在全国传开，摄影图片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国各地的画报、画刊与报纸杂志，纷纷刊登《平型关我军挺进》《英勇善战屡歼顽敌之第八路军》《晋北战场我军之主要将领》等许多振奋人心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但真实、形象地传递了八路军奋勇抗战的情景，鼓励了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的热情，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将领和官兵们认识到摄影工作的重要性，要逐步创造条件建立自己的摄影工作。

根据地的摄影人，按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摄影人，如沙飞、吴印咸等；另一类是中国共产党依托这些摄影人开办培训班，自行培养的摄影干部。

郑景康，奔赴根据地的著名摄影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于1938年从香港赶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主任，一心想用摄影为抗战服务，无奈无法得到当局重视，不久愤而辞职。1940年12月，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介绍下，奔赴延安。他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自己的摄影队伍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师资力量，也为自己的摄影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

沙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旅摄影师，同时也是《晋察冀画报》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业绩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内容。沙飞在从事摄影创作的时候，就意识到摄影人应该深入现实中，深入社会生活中去寻找题材，在拍摄的过程中达到济世的目的。因此，他将相机作为犀利的武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沙飞深感作为一名摄影师，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应该背着自己的相机走向战场，用照片来唤醒民众。凭着这种信念，沙飞奔赴前线拍摄八路军抗敌场景。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不久沙飞担任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他一面编报，一面拍摄照片，把八路军初期战斗生活的照片寄往延安和大后方。1937年12月，沙飞正式加入八路军，开始了其红色摄影师的历程，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摄影记者。

沙飞用镜头纪录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佐证。当时沙飞采访过的八路军将士都对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杨成武上将回忆沙飞：“衣服破烂，胸前总是挂两个照相机；他抢镜头是很厉害的，有时候部队没到，沙飞已经到了。他的棉衣右边有三个洞，敌人打的。在摄影记者中衣服被打洞的不多见。”

▲沙飞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正式成立，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摄影机构，沙飞任科长，罗光达是摄影记者。重大战斗和重要活动，都通知新闻摄影记者参加。当时的八路军战士不明白沙飞手里拿的黑匣子是做什么的，可后来他们在《晋察冀画报》上看到自己被印刷在纸上的形象之后，非常激动，特意为沙飞编了一段顺口溜：“南蛮子，瘦个子，腰里挎个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

1939年春节，沙飞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举办了第一个街头摄影展览。这次展览的内容，有八路军光复的城镇，缴获日军的枪炮、马匹、日用品以及群众参军、部队生活、根据地群众生产等。照片基本上是沙飞拍的，用的是120相机。当地群众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照片，附近村里的群众包括70多岁的大爷、大妈和七八岁的娃娃都去观看，当地妇教会的年轻妇女来帮助照顾和讲解。除了村民，还有部队战士整队前往参观。聂荣臻司令员也亲自前往观看展览，称赞“这样做很好，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9]

1943年秋末冬初，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大扫荡。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沙飞特地在晋察冀画报社成立了一个15人的战斗小分队。1943年12月8日，画报社在花塔山被日军包围，突围中，沙飞在雪地奔跑一夜，腿部竟被冻伤，大病一场。为保护底片，先后有9位同志牺牲，4人负伤。

沙飞的战友罗光达回忆：“沙飞当时就有肺结核，还比较重，他把芥末包在布里，用热毛巾敷肺部，带病坚持工作。1939年春节，他们在河北蛟潭庄搞边区第一次摄影展览，照片在大庙的墙上挂起来。老百姓们看到缴获敌军的战利品，高兴地数着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洋马。”

聂荣臻司令员到现场，听到群众的议论，他兴奋地对沙飞说：“形象宣传作用大，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照片，可惜照片太小。”于是沙飞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土造日光放大机，把睡觉的房子布置成暗室，白天用被子挡住门窗，晒印相片。

聂荣臻看了说很好，让沙飞多给群众播放一些照片，还让人把照片带到延安去，向党中央报告胜利的喜讯。外宾来到晋察冀，就送他们这些照片，没有什么东西比战场上用生命换来的镜头更珍贵了。沙飞把拍摄的照片加以选择整理，洗印若干套并编写文字说明，送到延安、重庆，甚至寄到了国外。

沙飞带领摄影科的同志们奔波在抗日前线，拍摄了大量反映晋察冀军民抗日的鲜活图片。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出版。聂荣臻司令员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晋察冀画报

沙飞对《晋察冀画报》的创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沙飞和他的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向延安、重庆、苏联、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甚至欧美各地的新闻照片有5万余张，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战斗热情。

在此期间，沙飞还先后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数百名摄影干部，其中大部分成为优秀摄影家。

在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内容中，以抗战为主的战争画面构成了当时的主题之一。《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就以“抗日根据地在炮火中成长”为标题，用28张照片全面报道了抗战五年来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战斗战役。又以图片专栏的形式，向军民报道冀中平原游击战、冀东战役、狼牙山战斗、反扫荡战斗。除了反映当时战斗场景，根据地摄影人还用手中的相机揭露日军在根据地犯下的种种罪行，通过图片唤醒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第二期《晋察冀画报》就以“血的控诉”为主题，刊登了日军在根据地烧杀抢掠之后的图片，控诉日军的暴行。根据地的摄影人还拍摄了大量有关“无人区”“三光政策”“人圈”“毒瓦斯”“飞机轰炸”以及“秋季大扫荡”等照片，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简洁明快，让观者强烈感受到同胞之情与仇敌之恨。

根据地的摄影人除了拍摄大量敌后战场敌、我双方战争场景的同时，还拍摄了一些根据地的国际友人，反映了国际友人对抗日战争的支持。

1938年，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开展工作不久，沙飞就来到了松岩口。这两位同样有着忘我的献身精神、对法西斯侵略者同仇敌忾、对艺术又异常热爱的异国影友一见如故。

沙飞第一次和白求恩见面挺特别。1938年5月，沙飞在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住院。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他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身穿米黄色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正在住院的沙飞策马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沙飞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交流，同样是摄影爱好者的白求恩自然乐于打开话匣子。他们一起讨论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等等。很快，两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白求恩还同沙飞一起千方百计将拍摄到的照片向延安、重庆、敌占区以及国外发稿。

渐渐地，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大加赞赏。他曾经写信给延安的马海德：“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晋察冀根据地）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相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指沙飞）……”1939年1月在河北平山蛟潭庄，沙飞和罗光达举办“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白求恩也来观看，他看到沙飞为日寇炸毁的医院留下的较完整的照片资料。

渐渐地，沙飞也走进了白求恩的生活，他从白求恩到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天起，就用照相机纪录他的活动。他既拍摄了白求恩严肃认真工作的场面，又抓拍了白求恩富有战地生活情趣的照片。(www.xing528.com)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他留下遗嘱，将自己来中国之前新买的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送给沙飞。11月17日，沙飞赶去向白求恩作最后的告别，他轻轻摘下军帽，肃立默哀，并拍摄了战友的遗容。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隆重举行白求恩追悼大会。灵堂里，有白求恩致聂荣臻的遗书，沙飞拍摄了大会全过程。1940年6月21日在唐县军城，沙飞拍摄了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1940年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唐县军城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了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人拍摄的白求恩活动照片50幅，还展出白求恩摄影遗作28幅。沙飞用白求恩遗赠的相机拍摄了这次影展的实况。

▲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动手术（沙飞摄）

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辑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他对异国战友深切的怀念。当时放大照片用的就是白求恩送的放大机。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八期登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10幅照片全部是沙飞拍摄的。

▲白求恩遗容（沙飞摄）

根据地的摄影人，将摄影工作放在反映抗战、宣传抗战、为抗战服务上。摄影作品的内容除了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外，还有大量中国共产党军政领导人的影像图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红色中心，也是确立、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时期。在枪林弹雨的战争时期，根据地摄影人自然将镜头对准毛泽东、朱德、聂荣臻等各位军政领导人，让他们的形象随着画报和影展传播到各地。吴印咸等摄影家在延安时期多次拍摄中共领导人，生动记录了这一代领导集体的风貌。

反映根据地军民社会生活也是摄影人从事创作活动的重要主题之一。根据地的军民生活是在战争与革命环境下的生活，所以根据地的军民生活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而展开。因此，出现了许多反映军民雨水情深的摄影作品。在抗战的岁月里，八路军子弟保卫人民，人民自发上前线送茶饭、抬伤员，送自己儿女参军上前线。“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战时期根据地最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莫过于此。除了反映军民关系，根据地的民主生活也是摄影创作的另一个主题。各种反映根据地大选举、民主建设会议、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内容的摄影作品，构成了影像化的根据地民主生活。

整个抗战期间，根据地的摄影人到底拍摄了多少照片，已无法统计，仅以《晋察冀画报》为主的各类画报发表的摄影作品就有4000多幅。这些摄影作品以贴近现实的主题，使得摄影成为打击日寇、鼓舞人民的武器。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不但背负着历史的重任，而且也同样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其中许多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除了抗战中第一位牺牲的摄影记者方大曾外，牺牲在抗战中的摄影人还有雷烨、韩金生、何重生、赵烈、孙谦、杨振奎、孟振江、李光耀等人。他们和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一样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毛泽东曾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摄影就是这一惊天动地伟业的历史见证。

抗战摄影是在山河破碎、民族危机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发展历程和当时的政治、战争形势息息相关，深深打上了那个烽火连天时代的烙印。同时，抗战摄影也是全民族抗战宏伟画卷的组成部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摄影人开始了抗日救亡摄影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中国摄影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丽的视觉奇观。大批的抗战摄影作品用纪实性的语言记录了民族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被占领地区人们的悲惨命运，民族战士为保卫祖国而表现出来的英雄壮举。

这些摄影作品，表达战争、社会生活的主题。在作品的背后既有摄影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期望和对时代、对民族危机的思考，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时代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同时还反映了民族主义觉醒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对他们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层次原因，这些摄影作品才能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现实。正是这些摄影作品，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读出图像中的抗日战争。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部雄浑悲壮的现代史诗，当时中国的摄影人无疑是这场史诗的吟唱者和见证者。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摄影业绩斐然，硕果累累。他们的作品像一幅幅壮丽的画，一首首昂扬的诗，一曲曲雄壮的歌，流淌着中华民族不屈的魂。

[1]上海摄影家协会、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摄影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2]《生活国难惨象画报》，《生活》第六卷，第43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968页。

[3]《生活国难惨象画报》（二），《生活》第六卷，第44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991页。

[4]《生活国难惨象画报》（二），《生活》第六卷，第44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993页。

[5]胡志川、马运增：《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6]邹韬奋：《几个紧急建议》，《生活——紧急临时增刊》第二号，载《生活》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增刊第4页。

[7]《三友影会义举，精选佳作百帧出售》，《上海时报》，1932年12月8日，第二张第七版。

[8]陈传霖：《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中国摄影史料》第一辑，1981年5月版，第8页。

[9]王雁、刘丽丽编著：《飞向自由的一粒沙》，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