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摄影记录与感染全民

抗战摄影是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中产生的，体现了摄影艺术与战争、政治、历史的完美结合。摄影家把相机当作枪杆，创作了大批主题鲜明、广泛流传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是在山河破碎、民族危机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它们和当时的政治、战争形势息息相关，深深打上了那个烽火连天时代的烙印。同时，抗战摄影也是全民抗战宏伟画卷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众多摄影人的思想情感，也记录下了包括战士、民众、妇女、儿童、社会各阶层等各种社会成员的视觉化形象，同时还记录了抗战给人们的社会活动、生活状态所带来的某些特殊影响。

20世纪以来，照片和记录片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很多反映近代历史的书籍和影片都大量使用了摄影作品。以抗日战争研究为例，从各种出版物的封面到内容，从各博物馆、纪念馆到各级电视台的节目，都可以看到很多摄影作品。文字的传播受着许多的限制，它将许多鲜活的信息变成一些简单的符号化文字，受到许多传播环节的限制。但摄影作品的出现解决了以往书面历史的局限，以其通俗易懂、直观可视的方式将历史的原貌展现给了世人。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促使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得当时摄影界的思想面貌也发生重大变化。摄影也伴随着抗战而发展演进，形成抗战中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不少摄影家开始走出了纯艺术的象牙塔。摄影艺术唤醒和鼓舞着全民族，以其独特的方式宣传、纪录抗战。可以说抗战为中国摄影和摄影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有了抗战也就出现了抗战摄影。

1931—1937年是局部抗战时期，在这期间是抗战摄影的产生和起步发展阶段。1931年7月19日《申报》第60期就介绍了万宝山惨案，70期介绍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1931年10月4日的71期，则刊登了该报记者赵君豪拍摄的日军进攻奉天的照片。[1]

1931年10月17日，距九一八事变仅一个月，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就编发了“国难惨象画报”第一期，登载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12张照片，取名《惨目伤心的照片》，画报中写到“在这照片上除了看到那满天黑烟和同胞被俘，以及平坦的马路变成战场之外，那屋瓦余烬，那横尸殷血，更有那凄惨哀号……”[2]第二期在一周后的24日出版，登载了17张照片，说明道：“这照片中央着军装者就是土肥原大佐，这回事变之起就是他应陆军部电台回东京，受密令传到奉天日军关东军司令土庄繁而发动的，他果然做起军服市长来了。”[3]在一幅被俘的照片下说明道：“可怜的被俘者，坐立遂那兽性的东西驱使，不知已牺牲多少了。”[4]照片真实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占领奉天后，成立伪市政府的情景。第三期用13张照片揭露了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奉天城的情景。第四期刊载照片三张，集中反映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在东大营被日兵解除武装的情景。第五期刊载五张照片，揭露了日本侵略军掠夺中国的财物。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生活》周刊的主持人邹韬奋首感时代脉搏的跳动，立即号召大家起来抗日救国、共赴国难，在报刊的图片宣传上，体现了这一鲜明的转变。

1931年10月18日，北平《世界画报》第308期以三个整版刊登日军侵占沈阳暴行照片18幅，[5]取名为“请看日兵屠杀我同胞”。1931年，《良友》也编印了《日本侵占东北真相画刊》，封面照片为日兵入城，标题为“铁蹄辱我关山何时雪？”其中就有上海市民救亡大会及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照片。(www.xing528.com)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在上海挑起战火，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1932年2月17日，《申报》出版《上海战事摄影》。《生活》周刊也增印了《上海血战抗日画报》，继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邹韬奋在《生活》中写了《痛告全市同志》和《几个紧急建议》的文章，提出“我们要想救国保族，必须下决定不怕牺牲”。“此时应全国一致对外……只知共赴国难，不知其他”。[6]《上海血战抗日画报》共出了三期，1933年3月1日晚上上海失守后停刊。画报歌颂了蔡廷锴所领导的十九路军的英勇事迹，揭露了日军的暴行。第一期是战士在战壕内英勇抵抗日军，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前线视察，闸北巷战，日本暴行。第二、三期连载上述内容，并登载了吴淞炮台和战利品。

在“一·二八”战事期间，各报社如良友新闻摄影社、申报新闻社、时报摄影部以及联华影片公司，前线军官和随营作战的学生义勇军等，拍摄了大量的战事照片，各报社和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画报、画刊、摄影集等不下十几种之多。比如《上海战事画报》《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淞沪抗日画史》等。

▲蔡廷锴视察十九路军前线阵地

除了抗战照片和画报增多以外，举办摄影展览的目的上，开始从纯粹的“个人兴趣”，逐渐转为抗日救亡。如以救济东北苦难同胞、支援前线抗日英雄为目的的义卖义演展开始增加，表达了当时中国摄影人对时局的关切。1932年11月29日，上海“三友影会”举办了义赈摄影展览，共展出郎静山、黄仲长、刘旭沧、徐祖荫的127幅摄影作品。举办展览的目的是“眷念东北被灾同胞，亟须救济，精选佳作百帧……所售之资，悉数捐助赈款。”[7]这次影展，从展品的题材和内容看，跟以往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举办的目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直接和挽救民族危机运动有关的一次最早的摄影展览活动。可以说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联系到抗日救亡和民族危机的摄影展览。

在当时，对于中国的摄影人来说，日本的侵略，“最小是一个血的教训，叫我们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8]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的人们，可以感受到偌大的一个中国，已经再无平静之地。民族的危机迫使人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抗日救亡服务。而摄影艺术，以其迅速、准确地纪录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必然成为了抗日救亡的一把锋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