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时代的特点铸造了他复杂的特性。他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一方面却坚决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对祖宗成法不敢大胆变通。反映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就呈现出新旧杂糅、进步和落后并存的状况，这就影响了他的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
在陆军的建设方面，他和他的洋务派同僚们一样主张学习和采用西方的军械设施、训练方式，提出了“简器”“练兵”的主张，但对于与此相适应的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制度却没有深入的认识，犹抱着中国文物制度，远远在西方之上，只有火器赶不上的态度。
因此，他的“简器”“练兵”也就只限于引进洋枪洋炮，练习使用洋枪洋炮。但即使这样的主张，在实行中也是大打折扣。
如“练兵”，最初任用洋人担任教习，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典令，各行其是。先是英人使用英式操典，英语音译口令，然后任用德人，用德式操典，德语音译口令，这影响了军队的正常训练。
除此而外，就是士兵不能掌握西方火器的使用技术，发挥武器的最大优势。他的幕僚姚锡光曾指出，已购回的火炮所附有的说明书和射表，大都没有译出，即使有的译出了，也没有随炮附送，士兵又不识阿拉伯数字，不会使用炮上仪表，虽然有利器和优良的操作办法，但也不能很好地使用。
“简器”一项也没有大多实效，其所练“盛军”各营使用的枪械虽系新式武器，但型号不一，来复枪就有十四个型号，这对作战中弹药的调剂造成了困难，一个营的弹药供应不上，一个营就只能闲置不用。
但应该看到，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李鸿章已开始注意到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他所训练的“盛军”，采用了相当于现代的班、排、连的队列教练和战斗教练，战斗队形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变为适应火器的“散星阵”，并提出改革武科科举制度的主张，改变过去将官以弓、刀、石、马起家的做法。
早在光绪二年（1876），他就说，西方各国都设有军事学院，专门研究各项兵器及水陆战法，对科学理论、制造、绘图、测量等书，无一不精心研究。如有战事，就从军事学院中考录其优秀人才，让其担任将领，加以历练，就成为大将。
他对此表示羡慕，但对下属建立军事学院的请求，则认为“事理重大”，怕影响旧有的秩序，不予办理，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但规模很小，只招生百余人，对当时的军队状况影响很小。但可以肯定，李鸿章的这些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海军的建设上，由于没有旧法可以遵循，李鸿章就表现得不那么守旧。(www.xing528.com)
在海军建立之初，军制、驾驶、轮机、制造、修理等项都是学习西方的，之后又以洋人为教习，建立各式海军学校等等。
在他的主持下，海军衙门以英国水师章程为蓝本，并参照德国章程，于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但是海军战争理论同样没有得到重视，这决定了海军学习西方也只能是学习器艺方面的皮毛知识。
李鸿章海陆军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他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贫困，他既要时刻顾虑到腐朽的封建思想——制度的“体”，无疑就侵害了对西学之“用”的学习。
李鸿章师承于曾国藩，他的用兵谋略原则基本上是曾氏的那一套，只是内容上有所变通。曾国藩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发明了河防圈制之术，采用分割圈制的办法来对付流动作战的捻军，从而改尾追为拦截，变客为主，以守待敌。后来李鸿章贯彻了这一思想，终于大败捻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思想也逐渐成为其用兵之谋的主线。
由于职务的原因，李鸿章很少有机会领兵征战，这使他对海军事务的参与反而多一些，他的用兵思想在海军中也就表现得突出一些。
他将“以主待客”的思想移用到海战上，提出“守口”主张。李鸿章把海上作战分为两类，“往堵敌国海口”和“自守口岸”，也就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前者已有了朴素的制海权思想。但李鸿章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为由，放弃前者、主张后者，制海权思想也就只能夭折了。
而孤守待敌历来为兵家大忌，同时，这种做法也不适于发挥近代海军作战的优势，它只能导致主动权丧失，兵力分散，不能灵活掌握攻敌灭敌的先机，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和魏源的守口主义的背景已有不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几乎完全放弃了海军的作战机会，坚持守口保舰，使海军成为毫无用处的铁血摆设，终于导致了毁灭性的下场。
李鸿章的海战思想远进步于他的实践，他的头脑中已有了某些西方近代海战的印象，但在实践中，他被束缚在传统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定式中，主张用外国的势力互相牵制，而不愿意轻启衅端，不敢与外国直接交锋，这是李鸿章认识的局限性所致。结果“以夷制夷”一旦破产，海军的力量又得不到发挥，其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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