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程朱申韩为体，西学为用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曾师从理学大师倭仁、唐鉴讲求程朱理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受命组织团练，后编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奠定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

曾国藩创办湘军时，是以程朱理学和申韩之术治军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这根源于中国“以刑弼教”的传统，其实不外乎儒法合流、王霸道杂之。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船炮的重要作用，他的体用观也发生了变化，成为“程朱申韩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引入军事建设之中。

曾国藩思想的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是清廷经过一系列的败战乞和，意识到先进的西方武器的重要性，越来越将巩固统一的愿望寄托在引进外国武器之上；其次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中国军队受西方的影响加大；而曾国藩的幕僚冯桂芬等洋务运动的先驱对他的极力鼓动更是直接原因。

曾国藩新的体用观的形成，是以购买洋枪、洋炮为标志的。他一方面认为购买外国船炮，为挽救危局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他又怕湘军诸将专门取巧的习气一旦形成，失去以往“守拙之道”，不仅影响湘军士气，更影响湘军的忠诚品性。因此他更强调军队精神的培养，即军“体”。

曾国藩治军，特别重视军魂的塑造，他塑造军魂的精神武器主要是“诚”和“义”。

“诚”在程朱理学中被看作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一个统率宇宙本体、先验的人性以至封建的伦理道德，由天理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一个玄而又玄的理学概念。曾国藩把它外化为具体的政治概念，认为“诚便是忠信”，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

曾国藩在兵士和将领的选择上，特别看重“拙诚”。对于士卒，他要求“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因此，他基本上从偏僻山乡招募湘勇，认为住在偏远山区的百姓大多彪悍，住在水边的百姓大多朴实，容易接受纲常伦理的说教并为己所用。

对于将官，他首先要求“有忠义之气”，其次才是智谋。

曾国藩特别重视精神教育。在他的练兵项目中就有“训家规”，也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他要求将领要推己及人，这是儒家的应对原则，它的内容包括“勤、恕、廉、明”。

所谓“勤”，曾国藩解释道：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大多是从小事一点点勤勤恳恳做出来的，就像百尺的高楼从平地建起，千丈的绸缎，是从一尺一寸积累出来的。为将者要持勤奋的习惯，平时点名看操、修墙查街，战时查看地形，闲时读书、练字。只有这样，军队才会有朝气，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恕”即“仁”，也就是“爱人”。他说，治理军队就像治理家庭，兄弟如果不和，家业必败，将帅如果不和，军队必败，要求将、士相处宜如兄弟父子。

“廉”就是将领不贪墨，以廉洁自律，加强军队的向心力。

“明”作为办事能力，曾国藩把它放在了最后一位，更体现了他重“诚”的主张。(www.xing528.com)

曾国藩还特别重视“义”。“义”是兵家之道的一方面，它的要旨是争取民心，得到民众爱戴。这就需要有一个处理军民关系的规范。古代的规范是将“解民倒悬”“禁除暴乱”的军队称为“义兵”。曾国藩从“君代民命”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勤王卫道也就是保护民众。为此，他制定了“不扰民”的三字方针。

他采取的手段包括宣传爱民和严格军纪。他曾编《爱民歌》，浅显易懂，教士兵习唱，要点为民间草木，秋毫勿犯，“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对于扰民案件，他强调一定要调查清楚，绝不姑息，对扰民者“严加惩治”。

湘军的行军、作战、训练也有严格的纪律，和“诚”“义”一起构成曾国藩军事观之“体”。

曾国藩以采用西方的军事训练方法和军事设施为军事之“用”。

湘军的组织方式虽然取法于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但已经有了和西方军制相通的地方。清军以营为基本单位，各营人数不一，不利于分工指挥，同时战时仓促调集，各营缺乏配合，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曾国藩采取了颇似西方连队制的兵员定编制。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都有定额兵员，兵员增加，则另设一营。这种编制能够使主将做到心里有数，战时便于调遣、布阵，平时又可以进行各营配合的实战演习。同时，营、哨、队各级层层制约，营官选派哨弁，哨弁选派什长，什长募集兵丁，避免了以往清军临战胡乱抽调兵力，兵不随官，不相统属的弊病。

曾国藩主张采取西方的军事设备和技术，但反对依赖西人、受西方势力牵制。他不满足于购买洋枪、洋炮，而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设厂制造，免得过于依赖英、法，受其钳制。

1861年他就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军械所。1862年他看到华衡芳、徐寿所造的木质蒸汽船，感到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坚定了制造机器生产枪炮的信心。

1863年他派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决定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办之初，他饬令“先造枪炮二项，以应急需”，用自制的枪、炮来武装军队。

曾国藩长于治军，却短于用兵。但他在继承中国古代兵法的基础上，仍然有所侧重、有所发展，有自己独到的一面。

他用兵的主旨是传统的主、客、奇、正之术。曾国藩结合当时的情况对此进行过一番阐述：“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戮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戮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测者为奇兵”，用兵之道就在于“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

曾国藩认为用兵宜主、客、奇、正毫无定势，但他实际上“喜主而不喜客”。他说：“用兵是不得已的事，应常存不敢为先的念头，必须得让别人打我第一下，我才去打别人第二下。”为此他提出了几条指导性原则：坚扎营、慎拔营、察地势、主客明。他在镇压捻军中，就依此制定了河防圈制之策，以静待动，以主制客。

曾国藩将冷兵器时代的兵法拿到火器时代来应用，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大体上已不合时宜了，好在他的对手是武器装备较差的农民军，他的兵法也就并不显得怎样落后了。

蔡锷曾评论说：“曾胡（胡林翼）用兵，极重主客之道，只知以守为主是有利的，不知道守反而为客的害处。大概是因为当时所面对的敌人，并非编制很好的部队、训练很好的士兵，并且其人数常多于我数倍，武器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又没有骑兵、炮兵的设置，情报不灵，攻击力又不强，因此每每受地形地势制约，无法一鼓作气攻击，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也是因时制宜的办法。”其评论可谓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