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韬略：揭开宗教外衣下的政治革命

太平天国的革命行动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这很适合当时农民阶级的心理状况。

洪秀全敏感地体察到在宗教情感和迷信观念影响下的被压迫群众的反抗热情，联系到落第之后由于遭受精神打击而产生的种种幻象，以及基督教传教手册在心灵上产生的共鸣，遂借助基督教的教义和形式，创立了拜上帝教，以此掀起了一场反清的革命浪潮。

洪秀全本是一介寒儒，四次应试，四次落第。在第二次落第时，他偶然得到一套名叫《劝世良言》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小丛书，他当时只是匆匆一瞥，并没有在意。第三次落第后，他大病了一场，在长时间的神志昏迷期间，他梦见自己升入天国，在那里获得了新生，一位长者交给他几面王旗和一柄剑，要他铲除一切恶魔。强烈的正义感冲击着他，他游遍了宇宙，在一位中年人的帮助下，降妖斩魔。

病愈后他和同窗冯云山一起研读了《劝世良言》，附会出上帝是宇宙唯一真神，即梦中的长者，而中年人则是上帝的长子耶稣，自己则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上帝派他下凡，是要他斩除人世间的邪魔，重建人间天国。

但当时洪秀全对科举制度还抱有一丝希望，这种想法也只是困境中的自我安慰，等到第四次落榜，他对社会彻底绝望了，一种报复社会的冲动，鼓励着他以谋略的眼光重新审视基督教以及自己附会出来的理论。他看到了《劝世良言》中许多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却符合农民要求的思想因素，而其中某些神秘莫测的语言正好能够引发迷信的农民的兴趣，用作阐发革命思想的最好外衣。宣传自己是上帝之子，又可以确定自己在宗教、政治上的神圣权威。因此不久，洪秀全就走上了传教的道路，建立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拜上帝教的教义进行了阐述。他明确了拜上帝教的宗旨，是诛除一切恶魔，所谓恶魔就是一切压制农民群众的封建权威、偶像，借以号召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而将宗教上的信仰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借用神天上帝的名义，去打倒现实社会的一切权威，使之成为宣传和组织群众斗争的有力武器，表现了洪秀全独特的智慧和胆略。

为了动员群众，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来吸引农民群众。他将这种平等思想引入世俗社会，与中国农民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相呼应，使之成为动员和吸引被压迫剥削群众参加起义的奋斗目标。

他从《劝世良言》里“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一教义中得到启发，认为现实社会也应该是不分尊卑贵贱，不应该互相吞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拜上帝教的目的，就是采用暴力手段，铲除一切不平事，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同时，洪秀全在传教过程中，时刻将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代言人，这提高了他的宗教地位，也容易激发民众的宗教热情。

洪秀全信奉基督是和儒家的言论颇不相合的，这使他在广东的故乡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阻碍。1843年，他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山村，作传教旅行，但收效甚微，洪秀全遂失望返回，冯云山继续留在广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冯云山来到桂平县紫荆山，那里的村社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之间纷争不断，地方政府的势力则影响很小。那里的客家人仍保持着械斗传统，但由于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居住分散，常常处于受侵害的境地。同时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受主流意识的影响很小，同土著居民又有语言的隔阂。强烈的归属感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拜上帝教的教义，以增强客家人的团结。当冯云山来到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便纷纷皈依了基督教。由此发展开来，队伍逐渐壮大，等洪秀全再次来到广西，发现这里几十个县都已出现拜上帝会的分会，金田成为总部，革命条件日益成熟了。

拜上帝教由于洪秀全的解读充斥了强烈的天命论色彩，给信奉者无助的生活处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而且，天命论还起到了维系部众的作用，这部分工作是由杨秀清来完成的。(www.xing528.com)

1848年，当洪秀全正忙于准备起义时，冯云山被地主团练捕获入狱，洪秀全不得不回广州设法营救。在洪秀全离开信徒的时候，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处于涣散状态，地主阶级趁机发动进攻。

就在这时，杨秀清果断地出面利用当地流行的所谓鬼魂附身的迷信，装聋作哑两个月，然后突然开口说话，声若洪钟，侃侃而谈，自称天父第二子，声称“天父”下凡附在他的身上，他开始代“天父”发言。通过上帝附身显圣，发布各项号令，揭露敌人的阴谋，提出挫败敌人的各种办法，安定了群众情绪。

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机智地顺应群众的心理，采用随手拈来的附体下凡的方法，维系了拜上帝会组织，显示了他的应变之才。

杨秀清为了促使太平军全军服从洪秀全的领导，大力宣传君权神授。他多次假托天父下凡，把洪秀全说成是奉天承运的真主，要求全体太平军一心一意地服从。

“天父”指示说：“天父生全（洪）为尔主，何不尽忠妄修前？”“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天父”还规定洪秀全的话就是天命，不能违抗，并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

君权神授观念在历史上是被剥削阶级利用，去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武器，但在当时情况下，农民起义领袖借用这件武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促进太平军形成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统一体，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杨秀清还借“天父”下凡来清除内部敌人，纯洁太平军队伍，使人人震慑，不敢存有二心。

如1851年秋，杨秀清在莫村以“天父”名义严厉谴责黄以镇“胆敢瞒天无信德，阵中两草退英雄”，这就是说黄以镇别有用心，临阵煽动太平军放弃战斗，杨借“天父”诏旨杀了他。

冬天，杨秀清又在永安托“天父”下凡，审讯潜伏进来的叛徒周锡能、奸细朱八、陈五，将事先掌握的情况，借“天父”之口说出，如有神意，全军闻之震惊。

杨秀清借“天父”下凡，促进了太平军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但从此洪秀全在宗教上的最高发言权实际上转到了杨秀清手中，“天父”下凡也就成了杨秀清的一件最有力的政治工具，他可以借“天父”下凡的名义，将自己的任何意见变为整个太平天国最神圣的意见，这也就埋下了他和洪秀全争权的祸根。

由此可见，用宗教外衣来进行革命，虽是智慧的方式，但也是不科学的，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太平天国以宗教进行的各种组织、活动，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拜上帝教的教义渗透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利于各种政策的贯彻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