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开明人士当中,最早意识到要对中西文化关系进行处理的是魏源。魏源的“悉夷”活动以及“师夷长技”的主张,受到了守旧派的顽固指责,这迫使他不得不考虑舆论的压力,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在《海国图志》中,他选取了两条古训,一条是康熙时杨光先维护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论》;另一条就是乾隆时所编《四库提要》对待西学的文化评估和文化政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
收录并肯定前者,表明了自己虽主张“师夷长技”,但还是坚决地反对夷教;收录后者,无疑是以此作为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可学西学之技艺的经典依据。反对夷教,反对西学之学理,无疑就是坚持儒家之言,坚持儒家的纲常名教,那么所学西方者,也就是西方的技艺。
因此,可以说,魏源在著《海国图志》时,虽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中体西用”的论式,但是已经有了类似的理念。
《海国图志》转述的《四库提要》中有关西学的评估,对于晚清西学提倡者的影响很大。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冯桂芬提出了中西学“主辅说”,从而初步完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构架。
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要根据《四库提要》的西学评估为蓝本变通而成,他和魏源一样,也是为了宣传的合法性和适应当时文化心理的可承受程度。之后洋务派分别以不同的概念阐述了这种主张,基本上也是以此为理论支撑。
冯桂芬“主辅说”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及与《四库提要》中“节取其技能”的范围已有明显不同,他扩展了“辅”的范围。(www.xing528.com)
《四库提要》虽对西方科技之长有所肯定,但总体上对西学是贬大于褒,将之视为异端,对介绍西学的书籍,也未加以收录,只是存目于《杂家类》,也主要是为了批判之目的,并且根本没有认真学习西方技艺的打算;魏源也只是师夷之器艺。
冯桂芬“主辅说”的重心则是采西学。在他的论述中,不仅没有“禁传其学术”的说法,所提倡的内容实际上也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围。
他提出的“四不如夷”还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围,提醒人们注意考察西方诸国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希望中国能够择善而从之,因而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悖论现象,一方面只主张学习器艺,另一方面却充满了更深层次学习西学的愿望。这其实更进一步说明了冯桂芬采取类似于《四库提要》文化评估的基调,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以及他在文化心理上的矛盾性。
冯桂芬在对中西学关系的处理上,继承了传统的思想,并加以变通,形成了他以尊奉伦常名教为主,从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为辅的主张,从而具备了“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雏形。
从此,“中体西用”文化观开始影响朝野上下,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它的主要特征为:在中学和西学兼容并蓄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的价值。也就是在确保中国固有的政治秩序和伦常观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陋习,采用近代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形式上强调中学,事实上却为西学的引进,开辟了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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