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体用观”表述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中学和西学哪个重要、哪个次要，哪个是主干、哪个是枝节，何者为主导、何者为从属，何者为原则、何者为方法。
这种评判中西文化关系的提法，来源于乾隆时官方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为《四库提要》）。《四库提要》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十四年刊刻。在此之前，西学在中国已经有所传播，人们对西学已经有所认识。
明朝末年，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就来到中国，他们以“学术传教”为方针，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写了许多介绍西学的著作，其中有《西学凡》《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之类，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许多以实学为务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走上了探索科学技术的道路，其中以徐光启为著，他曾跟随利玛窦等从事《几何原本》的翻译。
康熙时，西方的传教士更受到康熙的尊敬和重用，如白晋、张诚等，就被召入宫中，侍其左右，研讨科技知识。
随着西学的传播，西学在中国士大夫的心目中也就渐成影像，在官方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评估。这种评估在《四库提要》中有所表现，成为官方对待西学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儒家历来反对淫巧之术。《四库提要》对西学的性质作了如下评价：西方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方法一共有六科，主要做的也是以格物穷理为根本，以明晓原则、方法为目标，其次序与儒学的要求类似。只是他们所研究的物都是器物这些末流的东西，所探究的理也都是支离破碎、光怪陆离，这就是所谓的异端邪说。(www.xing528.com)
《四库提要》也指出，西学虽为器数之末，但是他们的科学技术确实很有成就，如对天文历法推算的准确，工匠制造技艺的巧妙，确实超过了中国古代。至于他们的学理，则被认为是“夸诈迂怪”，是最大的异端。
据此，《四库提要》提出了对待西学的文化政策：选用它技能的方面，但禁止传播其学术。也就是禁防异端学术对中国奉为学理正宗的圣贤名教的侵害，但对其“技能”，即自然科学的成果，却可以采用。
《四库提要》对西学的评估原则及其所遵循的文化政策，在那个侈谈心性的时代，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学理”严加防范，但还没有迂腐到盲目坚持文化排外主义的地步，没有把西方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只会招致丧国亡邦的奇技淫巧，而予以一律拒绝。
《四库提要》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留下的这一线生机，在重性理、轻实学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它对西方技能也是否定多于肯定，称其为“末”，但有了这样一条经典性的依据，开明人士在“师夷”的过程中，就可以不断扩展“师夷”的范围，策略性地应用它，从而减轻来自守旧派的重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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