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外国情况之前，无论是开明人士还是守旧分子，都曾主张过“以商制夷”，这是古老的朝贡制度下“以物驭夷”政策的一个翻版。
在朝贡制度下，通商是驭夷的手段，中国人对待远方的国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来控制他们。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官员仍然坚持这种做法。他们错误地将茶叶、大黄等物看作是与西方各国性命相关的东西，认为只要控制住“茶黄”，就取得了控制西方各国的主动地位。
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如果外国不“杜绝鸦片之来”，中国就要“严断茶黄之去”，并以此作为有力措施堂而皇之地照会英国，其可笑的结局可想而知。
林、魏等人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纠正了这种偏差，但鸦片战争后，那些以“悉夷”为耻的顽固守旧分子仍然大肆叫嚣“制夷要策，首在封关”，即禁止与外国的贸易。
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在“以守为战”方针的指导下，其“悉夷”活动围绕着“制夷”这一基本目的展开。他们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外国的军事实力，这是最早使他们震惊并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在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中，他们了解到外国的军事力量为中国所不及，中国要想操“制夷”之胜券，已非靠自身的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可以奏效，而应该采取以长补短的办法，学习和采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方能克敌制胜。
林则徐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观点，魏源在《圣武记》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在《海国图志》中，他又进一步把这一主张概括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师夷”的主要内容在军事方面，他主张中国需要从外国得到的东西，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他看到军事技术在民用事业中的作用，指出学习军事技术的好处不仅在于军事，还有利于民用工业的发展。
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他说船厂除造战舰外，还可造各种工具仪器，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等“有益民用者”。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他所说的“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已超出了军事的范畴。
魏源学习外国的内容虽然停留在“器艺”的层面上，但在当时夷夏大防气氛浓厚的条件下，却有着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面临大逆不道的指责，他不得不为推行自己的思想寻找合法的依据，其中也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康熙当政时，很注意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曾任命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采用西方推算律历的办法。魏源说他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是仿照康熙的先例。有了这个依据，他就不怕指责了。
他还在儒家的经典中发掘有利的资料，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听说由余向秦穆公建议，善于向周围的夷人学习的，就能制服夷人，不善于向夷人学习的，就会被夷人制服。”
儒家重道义、轻功利，反对奇巧之术。在当时国内舆论界，还相当普遍地把外国军事技术鄙视为夷狄的“奇技淫巧”，为“上国”“圣道”所不齿。
魏源对此进行的驳论中，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实例。他说，古代的圣人，做舟楫来通航，做弓箭来震慑天下，难道不是形器之末吗？可是射御之术也列入六艺之中啊。难道西洋的火轮、火器不相当于射御之术吗？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的东西，就是奇技而不是淫巧。西洋的器械同样是聪明智慧的结晶，主要是为了利民，不能视为“淫巧”，只有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才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他又举了俄国彼得大帝亲历西洋，学习造船技术，使俄国强大的例子，指出学习“器艺”不但不会误国，反而是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
另外，魏源承认西方科学的长处，可同时又把自己对西方学术的取舍褒贬，纳入清朝当局早已有之的对待西学的政策范围内。
乾隆时曾规定对西学要“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即对西学的学习只限制在技艺上。魏源坚持这种观点，可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但也暴露了其认识的不足，与前面观点结合来看，更反映了这一点。
魏源的《海国图志》刊行以后，由于其观点对华夷大防的突破，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他的建议并未被政府采纳，反而成为守旧派攻讦的目标。但他开先声的地位，受到开明知识分子的大力欢迎，此后开明的知识界人士，几乎都承认自己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世界眼光，自觉学习外国先进文明，是受到魏源“师长”之说的启蒙。
魏源的“师长”说在洋务派的最早奠基者沈桂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www.xing528.com)
他写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已具有不同于林、魏等先驱者思想的新的时代性质，它不是洋务思想的一般启蒙读物，而是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的论纲。主张中国要自强，无疑就是承认了中国落后于列强的现状，和林、魏当年承认在军事技术上西方有所长、中国有所短相比，对中西双方的认识显然上了一个新台阶。它标志着人们真正突破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欺欺人的观念，开始从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前景。
冯桂芬年轻时受知于林则徐，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留心西方的科技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外国的知识。
他在林、魏“技不如夷”的基础上，做出了中西现状比较的著名论断：“我们在人才的使用上不如外国，地利的开发上不如外国，君民之间的关系不如外国，名实相符这一点也不如外国。在军事上船坚炮利不如外国，进退之法不如外国。”这样就在人才、地利、君臣、名实以及船炮、进退六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大大超出了魏源只在军事上进行比较的范围，涉及制度、观念的层面了。但在学习内容上，他却和魏源如出一辙，只挑选了船炮一项，至于其他五项，他则说只要皇上决心振作，很快就会迎刃而解了。
由此可见，他仍然是遵循魏源在“器艺”层面的“师夷长技”，这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策略，因为在另一方面，他不顾他的立论的悖论性，相继提出了其他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主张和技术，并提出“采西学”。
他肯定了西学的丰富与先进，认为从明末以来翻译的英国书籍，除去宗教书籍外，“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他观察到先进的西学正是产生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主张设翻译公所，从西方学术著作中选择有道理的翻译过来。他列举了西方用“地动新术”研究天文历法，以“海港刷沙”之法疏通海口河道，用机轮改造农具织具以及各种工具。这表明冯桂芬对“师长”说做出了重大突破，不仅所说的“器”“技”不限于船炮，而且已从器艺层次进入了学理层次，即自然科学层次。
由于沈桂芬与曾国藩、李鸿章亲密的私人关系，他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开始都是将目光停留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上，认为这是唯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他们冲破了守旧派的阻挠，将这一主张付诸实施。
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设置了上海洋炮局，次年又设立苏州洋炮局。
在创设这些生产机构的同时，他们逐渐了解到技术和设备的重要作用，有了这些，才可以避免洋人的掣肘。
1867年，曾国藩派容闳买回“制器之器”，由李鸿章主持，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在此之前，李鸿章等人建议在已经设立的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中，设立专习西方的天文算学馆。洋务派的中央代表奕䜣在奏折中说：外国人制造机器、武器，以及航行、行军，都得益于天文、算学。
经过与守旧派艰苦的斗争，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在朝廷的支持下最终得以实施。这是洋务派“采西学”主张得以实现的第一步。以此为开端，洋务派在同守旧派的观念冲突中，面临以西方技术应用于军事制造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对西学进行全面审视，他们对西学学习的层面也逐渐提升到经济制度的层面。
在同治十三年（1874）的海防筹议中，李鸿章建议为解决海防所需的大宗经费，除增税收、借洋款，节“不急之需”之外，应该大力在国内开拓生计，增加财源，如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局。从而从“开源兴利以求富”的角度，设计出新的经济政策，给传统的自然经济、传统的宗法社会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以一次强有力的震撼。
其后，郭嵩焘、郑观应等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郭嵩焘突破了李鸿章依靠官府发展经济的局限，指出西方是把“富民”作为重商的核心内容，认为只有给予商贾以有利保护，才能借商贾之力以养兵。商人在西方各国，因其经济地位重要而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国家的政策方针，没有不告诉商贾的，这是西方各国比中国富强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以“重商富民”政策为范本，发展中国的经济。
“重商富民”思想在郑观应那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阐述，他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中国实现全面经济改革。
应该看到，至此，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经济制度及初步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际上他们的实践活动远远未达到这种程度。
洋务派发展经济的愿望，除了为军事提供后盾外，还包含有另一个目的——商战，以打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它与守旧派已往的“以商制夷”的实质已根本不同。
曾国藩曾提出过“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的著名论断，但对如何应付这种“商战”，还没有拿出对策。李鸿章虽有官办企业的主张，也还没能抓住根本。
光绪四年（1878），湖广道监察史李璠在奏折中发展了郭嵩焘“重商富民”的主张，指出中国在与外国通商中受侵害，却既不能闭关绝市，又不能兴师问罪，唯一可取的对策应该是“以商敌商”，即仿照西方的办法，鼓励民间筹集资金，设立公司，发展商业贸易和制造行业，与外国进行商业上的竞争，以夺回利权。他认为，商务盛则国势盛，兵力厚，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郑观应系统地提出了商战的主张和措施。他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外国不怕我们加强武备，但怕我们夺其利权，凡是和商务有关的，没有不争的。由此可知，要想制约外国人以求自强，不如振兴商务，怎么能说商务是末业呢？”
他认为，当务之急，一是政府设立“商部”，南北洋再分设“商局”，以支持和保护商人利益，统管商务；二是设立“商学”，以培养商业人才。他强调“振兴商务”，必须依靠具有充分经营自主权的民间商贾，进行大机器生产，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传统的农、牧、茶、丝诸业，也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加产品中的劳动和科技含量，减少初级产品的出口，否则即使“十八省物产日丰”，也只不过“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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