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夷情，以夷攻夷，以夷款夷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奉行以中国中心论为基础的华夷体系，在人们心目中，中国即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代表着文明，中国有责任输出文明，使四夷“归化”，但绝不允许被夷风浸染。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逐渐在华族内为自己找到了位置，随即由极其忌讳夷夏之分，转变为“严夷夏大防”。他们心安理得地以华夏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奉行文化排外主义，从康熙的“禁教”（基督教）发展到雍正的“禁学”，民间胆敢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就会被视作大逆不道的里通外国的不赦之罪。结果导致对国门之外世界的茫然无知，就像一只井底之蛙，正如魏源所说：“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一些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对真实情况做考察的人士，在实践活动中，开始逐步改变了观念。他们首先认识到英国等西洋之夷是强大的，是应该认真加以应付的，再也不能靠着“天朝”的声威来慑服了。什么样的策略和措施才能“制夷”，成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头等大事。

这就推动一些明智之士按照“知己知彼”这个较量常规，尽可能深入地考察“夷情”。这些人当中，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等最为著名。

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两广任上负责查禁鸦片，就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着手“细察夷情”。他从“遍访鸦片来由”开始，不断积累关于外国的知识，逐渐校正对外国认识上的偏差，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在广东设立译书馆，召集翻译人员，其中包括后来著有《海国四说》的梁廷楠。他们广泛搜集外国书报，举凡新闻动态、对华评论、历史地理、经济律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无不在编译之列。后来林则徐将其中部分成果编成《四洲志》一书。

林则徐的活动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意在对“制夷”提供参考。其后“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这一论断更加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继林则徐之后，魏源著《海国图志》，梁廷楠著《海国四说》，姚莹著《康辅纪行》，徐继畲著《瀛环志略》，使对外国的了解渐成系统。

开明之士的这些活动受到本集团保守势力的非议，迫使他们不断在著书中表明自己的观点。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再强调办理外国事务一定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要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定要掌握外国的形势。不了解敌方情况，就不可以行军打仗，不了解外国情况，就不能筹划长远。同样是防御敌人，了解不了解敌情，利害也相差百倍，同样是和敌人谈判，了不了解敌情，利害相差百倍。他尖锐地嘲笑了那些连兵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基本原则都视而不见，却以收集外国之书、了解外国之事为多事的愚蠢言论。(www.xing528.com)

曾在台湾主持过抗英的姚莹也对读书人眼界狭隘、以谈外国情形为禁区的风气进行了反击，他说：“自古兵法都要先了解敌情，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是不能取胜的，糊里糊涂做事，没有不败的。英国、法国、美国皆在很远的西洋，距离中国有五万多里。中国的地理条件和人文风俗，他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没有不知道的。可我们中国竟然没有一人关注海外之事，不用等战争开始，胜负早就已经很清楚地摆在面前。甚至有澳门的外国人，著书笑话中国人不关心海外事务，他们轻视中国已到了猖狂的地步。我对这种情况太痛心了，因此从嘉庆年开始，购买外国图书，研究外国情况，近年来才基本掌握全部国家，对海外有名的大国，以及天主教、回教、佛教等一一研究其情况，写成图说一书，告诉全天下的人，希望我们中国的老老少少都能有所见闻，了解他们的虚实，筹划驾驭外国事务的策略。”

既然“悉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就应该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出“制夷”的方案。

魏源经过多年的研究，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深有了解，因此他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谋略，就是利用各国的矛盾，以利诱之，使之互相牵制，以减少对中国的威胁。

由于英国是最早入侵中国的国家，魏源遂以英国为预想敌人。他分析了俄、美、法、廓尔喀等国与英国的矛盾，指出俄、英是世仇，康熙三十九年（1700）间，英国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大败而逃，自后不相往来。英、法、美三国也有历史的积怨，明朝开国之际，法国曾开垦美国东北的土地，建设城镇，开设市场，可是英国人把它夺去了，因此法、美与英国仇怨很深。后来，英国人横征暴敛，美国十三州起义，以法国为外援，把它驱逐出去了。印度与英国亦有矛盾，它曾反抗英国的侵略，联合法国、荷兰两国，抵抗英国。与此同时，俄国也觊觎英属印度的鸦片之利。

针对这种情况，魏源制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唆使俄国与英国争夺印度，这样就会断绝侵华英军的物资来源；二是利用各国与华通商的利益，以英国野蛮侵略为借口，禁止洋货贸易，将美、法、俄等国的怒火引向英国，迫使英国在谈判中让步。此外，魏源还打算让暹罗、安南会攻英占之新加坡，二者与中国同受英国侵略，有共同合作的基础。

魏源的这些计划源于传统谋略思维模式，正如后来人们所讥讽的那样，效纵横家之言。

但魏源的高超之处在于他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因此也就具有了近代均势外交的色彩。而对各国在侵华利益上的一致性的认识不足，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强求于他。

魏源并没有停留在“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上，他知道如果没有较强的国力作后盾，这项策略不但无法实施，而且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要想利用各国间的矛盾，必须“严修武备”，建立自己强大的海防力量，寓战于守（这也是传统的主客奇正之谋，在传统兵法中，守为“主”，攻为“客”。“主”可以逸待劳，占尽地利；“客”则劳师远征，兵力损耗严重，故为兵家所忌。在当时海上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守”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魏源说：不能守怎么能打仗？不能守怎么能谈判？靠守来打仗，外国人就会被我们牵着走，这就是所谓的“以夷攻夷”；靠守来谈判，外国人就会听我们的指挥，这就是所谓的‘以夷款夷’。”这就使魏源能够围绕着“守”进行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