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是雍正针对曾静的反清言论而推出的辩护措施,它从策略性的角度对汉族传统的华夷观进行了重新阐述,使其向有利于清朝的合法统治方向发展。
首先,雍正确立了一种人德一致的判断,将民族等同于地域,又将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的民族内涵忽略,从而在儒家的典籍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针对汉人反对少数民族做皇帝的观点,提出不应以地域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他说帝王之所以成为国君,是生民选择有德之人,而不是选哪个地方的人。“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当然也就可以同虞舜、文王一样成为君主。《诗经》之所以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因为他们“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而不是“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况且孔子并无华夷之别的观念,“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接着,他又对曾静的言论大做文章,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曾静曾言:华夷中外之分别大于君臣之伦常,华人与夷人的区别是人和物的分别,这是世上的第一要义。雍正指出:“你所写的逆书《知新录》里不是说天下一家,万物同源吗?怎么还会有中华和夷狄的区别呢?”(www.xing528.com)
他还指出所谓华夷之别乃为互相攻讦,如同南北朝时,北人诋南人为岛夷,南人指北人为索虏,这是国家不统一造成的。清朝将各民族统一在一起,满、蒙、汉一体,皆为清朝政权服务,自然也就无所谓华夷之别了。
雍正主张不分地域,以德为王,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甚有益处,也甚有积极意义。但他以地域观念代替民族观念,回避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问题,则见其统治手段的本来面目。
华夷之别的淡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雍正虽然试图证明华夷无别,但还不是基于这种目的,故此他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论,而只能通过思辨,来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辩护,这也导致了在清朝继承了“华族”的观念以后,对其他少数民族仍持歧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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