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亲政后，面对乾隆晚期造成的积弊乃至于危机局面，决心整饬一番。除去贪黩之首和珅，实际上标志着整饬已经开始，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一个好的开端。
然而，整饬积弊、消除危机又谈何容易？
别的不论，作为嗣皇帝，其为政的方针、指导思想、政策措施，都有一个和前朝——也就是和自己父皇为政的关系问题。
回顾康熙、雍正、乾隆诸朝，都曾对自己上一朝的行政有过较大刷新。如康熙之宽，雍正之去宽从严，乾隆之改严从宽等。但是，虽然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有才有略，甚或雄才大略，却没有一个敢于或者愿意公开言明要革新皇考之政，尽管事实上他们对皇考时期的政策、措施多有改正、变化，名义上却不明言任何否定之词，相反，多是歌其功、颂其德，宣称自己为皇考政治的继续。如果实在不得不言，也要打着皇考的旗号，借皇考之诏谕来进行，最典型的是乾隆假借皇考遗诏来推行自己的方针，以达到改严从宽的目的。
嘉庆皇帝以仁孝著称，更以守成继业自命。因此，对于有违祖制的名义更是讳莫如深。
他亲政之初，看到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的奏折中有“亲政维新”等言辞后，无论如何是不敢接受此好名声的。
他说：“试想一下，我以皇考的想法为想法，以皇考的政策为政策，一切遵循旧制，还常怕赶不上皇考，哪有什么维新之处呢？”
而且，对于嘉庆来说，由于和珅的存在，乾隆去世时，他还不具备像乾隆那样在雍正去世时通过遗诏为自己变更旧政制造舆论的条件，他也不具备其祖雍正当年过人的胆略和手段。但他仍然凭着自己的一腔热忱和务实精神，为清除乾隆晚期的弊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他治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即以身作则，行仁政而治天下。
嘉庆之身体力行，首先表现在勤政、务实方面。他不仅作了《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勤政殿记》《勤政论》《勤政爱民论》《存诚戒伪说》等文章，对勤与怠、实与虚之关系、道理论说详尽，而且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力求勤、实，反对怠、虚。
他认为：自古以来国家治理得好的君主没有不勤政的，国家治理不好的君主没有不怠惰的。勤政，国家就会治理得好，怠惰，国家就会变乱。治和乱的根本就在于是否勤政。勤政为爱民之本，有务实的想法才会有务实的政策，有务实的政策，才会给百姓带来实惠，这才是真正的爱民啊。
对于各衙门玩忽职守、拖拖拉拉的作风，嘉庆曾多次申饬。
嘉庆十三年（1808）的端阳节，刑、吏、工部因过节而有事不奏，被嘉庆帝查出，即被指为“应奏不奏，任意积压”，命令都察院严加议处，而且声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就不是议处的问题了，而是“必行革职”，坚决不讲情面。该奏之事，哪怕拖延半天，在嘉庆这里都是不允许的。
《仁宗实录》称其“夙夜忧勤”，天不亮就穿衣，秉烛批阅奏章，并非过誉之词。
乾隆晚期，粉饰太平、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相当普遍，即如嘉庆所云“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对此，嘉庆可谓深恶痛绝。
如对祥瑞之说，他认为只有风调雨顺才是最好的祥瑞，从来不敢铺陈符应，粉饰太平。他要求官员们据实直陈上方垂戒、天象示警类的现象，用来提醒自己修身修德。至于麟凤来游等嘉祥征兆则多属附会，不可全信。对于那些有意隐瞒实情而以虚文应付之行为，更是严惩不贷。(www.xing528.com)
嘉庆六年（1801）六月，京畿地区大雨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北京城内大面积受淹，很多地方“村落荡然”，嘉庆立即派出专员分赴各地查灾赈济。但直隶总督姜晟的奏报却说本年永定河河流未断，汛期之前涨水，实为好兆头，而且雨量充沛，庄稼并没有受灾。
看了这样的报告，嘉庆非常生气，指责姜晟是辜负皇恩，尸位素餐，头脑昏乱，如果是有意为之，真的是丧尽天良，如果是不了解情况，那就是形同木偶。立即派人将姜晟及永定河道王念孙等革职拿问。
次年，山东境内又发生蝗灾。山东巡抚和宁为了隐讳灾情，竟然奏称山东间或有飞蝗，并不吃庄稼，因此无灾可言。岂不知嘉庆对灾情已有了解，便以讳灾不报、玩视民瘼等罪，将和宁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而且要自备差旅费。
在崇俭黜奢方面，嘉庆更是以身作则，尽量为臣民作出表率。
嘉庆四年（1799）正月中，他在刚刚亲政、查处和珅的过程中，就发布了禁止进呈宝物的命令。谕令中说，内务府中所陈设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已经没有地方可放了。寥寥数语，可知乾隆朝竟尚奢华、呈贡之风剧烈的程度。
但嘉庆深知进呈之金玉玩好诸物，无不是来自百姓血汗。进呈越多，民间越穷、负担越重，而且为贪污腐化制造机会、提供条件。因此，禁止进呈宝物可以一举多得，不禁不行。
当时，新疆和阗地方贡呈内廷的重达数百斤的宝玉正在解运途中，行至陕甘一带。嘉庆知道后，命令将所贡玉石，走到哪里，立即就地抛弃，不许解呈。关于此举的效果，当时有“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之说。
嘉庆五年（1800）二月，肃亲王永锡趁三阿哥绵恺入上书房读书的机会，准备了一套玉器陈设物件，私自送给了绵恺。嘉庆得知以后，谕令革去了永锡的镶蓝旗汉军都统及管理圆明园八旗事务的职务，交宗人府议处。同时革去永锡之子敬敏的副都统散秩大臣职务，敬叙的额外散秩大臣职务，并且召集各亲王、郡王，将永锡呈送的东西，当着大家的面丢还。尽管不是呈献给自己的，嘉庆帝处理起来也还是极其严厉。他自己每逢过生日、节日，都提前打招呼，禁止进呈礼品。
嘉庆帝曾作《节用而爱人》《节以制度》等文，论及量入为出、以有余补不足等收支原则，同时，从自己开始，倡导节用、俭朴，不铺张浪费。
每逢他出巡、谒陵，都预先颁下谕旨，不准沿途供张。他说，各地的行宫不过只住一宿，所有游廊、山石、山洞、厂亭、水池等项，都不许再建设。
他的原则是：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积少成多。如果一处能节省三四万，十处就能节省三四十万。自己的生日，也不许广陈戏乐歌舞之类，一切从简办理。
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御史景德奏请在十月嘉庆五十二岁寿辰期间，令京城演戏十天，并且每年如此，以为定例。嘉庆对此奉迎讨好的建议，不仅不予采纳，反将景德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
与乾隆朝大肆铺张、游宴不断、大兴土木等崇尚奢华的行为相比，不能不说嘉庆的以身作则、崇俭抑奢的举措是难能可贵的。其他方面如治河、救灾、禁烟等，也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嘉庆求仁政、行实政的作风。
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三日，嘉庆皇帝病死于热河，其次子旻宁奉遗诏即位，是为道光皇帝。道光继承了其父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非常俭朴，身为皇帝，衣服穿破了还舍不得丢掉，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他在位三十年，孜孜于大清帝国的政务，经常带病上朝，临死的当天上午，还在召见朝臣，真可谓是鞠躬尽瘁。然而，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不能挽救清朝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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