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权臣和珅之专擅与贪黩,几乎无人不知,但是,终乾隆一朝,他却能专宠不替,地位屡屡上升。
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珅晋封为忠襄伯,嘉庆元年乾隆帝禅位后又晋封公爵。一身兼声望最高的内阁大学士、权力最大的军机大臣、与皇帝最接近的御前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以及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许多重要职务,所有军政大事,无不参与,连乾隆准备禅位给颙琰这样的事情,他事先也能知道,而且敢于泄露给颙琰,想借此讨好、巴结新皇帝。
其实,嘉庆对于和珅的为人及其不法行为早有所知,据说诸皇子都怕他,颙琰也多次受过他的欺侮。宗室永锡要承袭肃亲王的爵位,还要给和珅行贿,送了前门外两处铺面房子。
和珅倚恃乾隆皇帝的宠信,从不把其他任何人放在眼里,包括嗣皇帝嘉庆在内。
颙琰于嘉庆元年嗣皇帝位后,乾隆诏征其为皇子时的师父朱珪来京,准备擢升为内阁大学士。嘉庆与朱珪关系很是亲密,禁不住赋诗祝贺。
但是,诗未写成就被和珅弄到了手,并拿在手上到乾隆面前告了嘉庆一状,说什么嘉庆帝要在师父面前卖人情。
刚刚禅位且仍然大权在握的乾隆一听大怒,如果不是军机大臣董诰劝谏,朱珪就要倒大霉,但是不久,乾隆还是找了个借口,把朱珪降职为安徽巡抚,让他待在外地,不得进京。
当时,乾隆是这样问军机大臣董诰的:“你在军机处、刑部待的时间都很长,对刑律了解吗?”董诰连忙叩头,壮着胆为嗣皇帝解脱说:“皇帝并没有说错话,办错事。”
乾隆半天不吭声,显然考虑到刚刚禅位,关系不能搞得太糟,最后才对董诰说:“你是朝中大臣,应该好好辅佐新皇帝。”
看来,当时若非董诰保驾,说不准新皇帝还真有一关要过呢。
和珅专横跋扈,可以想见。
嘉庆虽非历史上有名的英主,却亦非昏庸无能之辈,对于乾隆朝晚期的弊政,他作为旁观者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而且立志要整饬内政,振刷风俗,来一番革新。
然而,他名义上已嗣帝位,实际上是太上皇大权在握,自己能够做的只是些侍游陪宴行礼之类的事情。
乾隆晚期的弊政,当然与乾隆的骄奢荒纵、宠信权奸有关,但具体一些讲,当时有“内坏于和珅,外坏于福康安”之说,特别是吏治的腐败,贪风日盛,实与和珅之贪黩有关。整饬内政、吏治,必自和珅开始。但和珅仍受到太上皇的高度宠信,一日有太上皇在,和珅就一日无法扳倒。
因此,为了等待时机,嘉庆只有忍耐,忍耐中既要应付太上皇,又要应付乃至于迷惑和珅。
嘉庆即位之初,陪太上皇游宴是重要事务之一,可以说几无虚日,有时甚至一日数宴。这种状况被朝鲜使节看到,并记载了下来:宴会之时,皇上侍坐于太上皇之侧,眼睛只注意观察太上皇的动静。其态度极其平静洒脱,终日宴戏,坐在太上皇边上,太上皇高兴他就高兴,太上皇笑他就笑。
朝鲜使节据此认为嘉庆帝人品不好,岂知嘉庆帝以仁孝著称,其无可奈何的应付态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对和珅,嘉庆采用的则纯粹是一种隐忍甚或欲擒故纵的策略。(www.xing528.com)
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述了嘉庆初年嗣皇帝与和珅的关系: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皇上受禅继位,和珅认为嘉庆是自己在乾隆面前拥戴的结果,所以出入宫廷态度非常狂傲。皇上对待他很宽厚,遇到有事要奏请乾隆的,往往托其代奏,左右有指责和珅的,皇上说:“我依靠和珅处理天下事,你们怎么能轻视他呢?”和珅又推荐自己的老师吴稷堂(字省兰)替皇上抄录诗作,以观察皇上的动静,皇上了解他的用意,在诗作中一点破绽都没露,因此和珅内心非常安稳。
据此可知,嘉庆在太上皇及权臣和珅权势的笼罩之下,完全处于不得已而韬晦的状态。
而和珅又是何许人物,岂会毫无防备?吴省兰的角色无异于一高级间谍,而最终嘉庆之所以能够麻痹和珅,一是嘉庆的韬晦之术功夫到家,二是和珅自己实在太狂,可能一开始就没把嘉庆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就像乾隆自认为在位时间长、功勋卓著,致使晚年骄奢、独断的道理一样,和珅专权时间长,闯过不少大风浪都安然无恙,怎么也不会想到会轻易被初出茅庐的嘉庆蒙住。
可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盛而易浮,浮则骄,而骄兵多数是要吃亏的。
嘉庆好不容易熬到了头——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八十九岁的太上皇乾隆在养心殿病逝。
嗣皇帝终于做到头了。
和珅的靠山倒塌了,嘉庆不再顾忌,新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和珅的末日也来临了。
铲除和珅是嘉庆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而且是在大丧之日、重孝在身期间,由此可以想见嘉庆韬晦日子的痛苦难耐,以至于如此迫不及待。
乾隆去世之次日,嘉庆便革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命令他昼夜在乾隆灵堂当值,不得随便外出。
正月初八日,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列款纠劾和珅,宣布将和珅革职下狱治罪。同时调整了军机处、内阁、吏部、户部、兵部等重要部门的官吏。任命皇兄仪亲王永璇总理吏部,成亲王永理总理户部兼管三库。
正月十五日,公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列在首位的便是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册立颙琰为皇太子,在尚未宣布谕旨的九月初二日,和珅就通过递如意给颙琰的方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
经过大学士、九卿等会议,决定将和珅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后来,在嘉庆之妹和孝固伦公主(和珅的儿媳妇)、大学士董诰、刘墉等人的请求下,从宽免其公开处决,赐令其自尽。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至此嘉庆四年(1779)自尽,正好五十岁。和珅临死前还赋诗一首,其意亦明亦晦,耐人寻味。其诗云: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使臣书状官曹锡中曾经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情况,向国内报告人们对嘉庆皇帝除和珅一事的反映,报告说:“和珅处置后,人皆谓皇帝有三大德。皇帝自即位以来,知道和珅一定会加害他,所以一切政令都听和珅的,以表示对和珅的信任,让他不生疑心,这是智;一日之内把和珅解决掉,不动声色,使朝廷气象一新,奸佞之徒为之一空,这是勇;不处罚和珅的党羽,一个人都不株连,让大小臣工全部洗心革面,各自安心任事,因自己的妹妹是和珅的儿媳,又另加抚恤,这是仁。”和《啸亭杂录》等清人的记载一样,对嘉庆皇帝行韬晦之谋,对和珅欲擒故纵的运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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