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位继承与权谋：皇太子的命运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皇帝来到勤政殿，召见诸位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们，正式宣布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同时宣布次年（1796）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禅位于皇太子，改元嘉庆，自称太上皇。

由乾隆而嘉庆，大清王朝数百年间唯此一次以禅让的方式实现了帝位的交接，只是这次看上去极其自然的过渡，却也不是那么风平浪静。

中国历史上之皇位承继，往往发生剧烈争夺，乃至于流血事件屡见不鲜。清王朝也不例外，自皇太极到雍正，弑父杀子、兄弟相残之事层出不穷。

雍正鉴于教训深刻，创立了秘密建储之制，目的是既立国本以固人心，又避免宗室间因争储位进行残忍的争斗。乾隆即位后，对其父的创制奉行不悖，颙琰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被内定为储君了。只是这位皇十五子得以最终册立却不无曲折，尤其对于乾隆来说更是如此。

颙琰很早就被立为皇太子，由内定为储君到即位为嗣皇帝，中间经历了二十三年之久，二十三年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变故？

从另一个方面讲，乾隆三十八年才定颙琰为皇太子，可以说已经很晚了，试想，能够享位三十八年的皇帝又有多少？

所以说，从乾隆到嘉庆的帝位交接是不寻常的。

颙琰被立为皇太子，有他的机遇，也有他的机智。

乾隆共有过十七个儿子，颙琰排行第十五。他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生母魏佳氏，乾隆十年（1745）才被封为令嫔。魏佳氏之父清泰，为官仅为不入传的内管领，且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因此，颙琰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其生母家也说不上身份尊贵。因此，他既不符合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条件，也不能子凭母贵。

如此说来，他只是个不显眼的皇子，但他的机遇也很特别。颙琰出生时，他前面的十四位兄长中已有八人夭折，卒年最大的二十六岁。更为关键的是，乾隆的两位嫡子亦在夭折之八人当中。

乾隆当初是有志于立嫡的。

其嫡长子、皇次子永琏生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元年（1736）元月，乾隆便遵照其父雍正的秘密建储之制，将七岁的永琏内定为皇储，亲书其名，密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但是，永琏没有做皇帝的运气，只活了九岁就死了，当时是乾隆三年（1738）十月。

八年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嫡次子、皇七子永琮出生，乾隆立嫡希望复燃，不过，永琮活的时间更短，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就因出痘而死。

两个嫡子的死，对立嫡心切的乾隆打击颇大，加上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就基本上粉碎了乾隆立嫡的念头。(www.xing528.com)

接着，生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的皇长子永璜也于乾隆十四年（1749）去世。

所以，到颙琰出生时，虽然排名是十五，其实已是老七。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永琏、永琮、永璜和永璘的死，使乾隆立嫡立长的计划破灭，从而只有立贤一途，这也就为颙琰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成为储君提供了机会。

命运特别垂青颙琰。就在颙琰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他发觉竞争对手越来越少。

从颙琰出生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立为太子的十四年间，皇四子永珹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被出继给康熙第十二子履亲王允祹为嗣，皇六子永瑢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出继给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为嗣。而乾隆曾经属意立为储君的皇五子荣亲王永琪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不幸去世。

也就是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有可能立为储君的皇子就只有八子永璇、十一子永理、十二子永瑾、十七子永璘和十五子颙琰五人了。

不去打击对手，就得提升自己的品质。颙琰走的是阳谋的路线，似乎没有什么残酷的斗杀、权谋，而是通过读书学习提升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自己的品行、德行、学识等方面，而要取得这方面的优势，非一日之功。

颙琰准确地把握了乾隆在立嫡立长不成的局势下，以贤明为选立储君条件的标准。

乾隆一朝是众所公认的太平盛世。大清帝国正如日中天，为这样的时代选择储君，自然是太平盛世的标准，继业守成的标准。颙琰一开始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必须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培养自己的素质，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修养。

颙琰自六岁始，至嗣皇帝位，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过的是书斋生活，先后有奉宽、谢墉、朱珪等有名学者辅导，他自己又克勤力学，通经、工古文、古诗，特别喜欢读《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对三千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了然于胸。

嘉庆一朝，可以说是以传统儒家仁术治国的典型时期，这当然有时代的因素，却也与颙琰年轻时期读书形成的思想、风格有关。颙琰努力追求、塑造守成君主的标准，在他即位前的诗文中多有体现。如所撰《宽而有济论》《劝赏而畏刑论》《哀敬折狱论》《中者天下之大本》《慎刑论》等文中，明显地贯穿着他主张平、和、宽、中的思想。

清廷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行政之宽严互济颇为注重，然而，仍能从大体上分别出各自的宽、猛偏向。颙琰之较于其父，偏宽的倾向更为显著。他在《宽而有济论》中说：为政之道，不出于宽、严两条路，如果一味提倡宽柔，就会不受义理约束，造成政治废弛，慢慢就会导致颓败而无法挽救。他借用孔子的话说：政治宽柔则百姓怠惰，百姓怠惰，就要纠之以严；政治严苛，百姓就会受害，百姓受害，就要对他们施行宽仁之政。用宽仁来调节严苛，用严苛来治理宽仁，政治由此而呈现出和谐局面。

其《劝赏而畏刑论》又说：为政的手段，不外乎赏和罚。善于治理百姓的，该赏的绝对不能过，该罚的也绝对不能滥，一定要符合标准。如果不幸而产生偏差，那就宁可多赏也不能滥罚。滥施刑罚的君主，一定会重用酷吏，以杀人树立威信，残害正直之人，百姓无法生活，就会祸乱丛生，即使想要制止谣言、安抚百姓，能做到吗？秦朝就是用法家之术和刑罚治国。因此汉文帝虽然滥赏，仍不失为贤明的君主，而秦政滥用刑罚，注定会亡国。

在他的诗作中，曾一再表明“守成继圣王”“守成常念拓基难”的心态，并著有《守成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他这种指导思想，适应了清代乾隆朝以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