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果木惨败之后,清军重新部署了军事力量,决心彻底讨平大小金川。于是增派京师健锐、火器二营,吉林、黑龙江、索伦、伊犁、厄鲁特以及西安、荆州、成都等地驻防满洲兵9500人;贵州、云南、陕甘、湖北、湖南等省绿营兵11000人。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和明亮为副将军,兵分南、西、北三路进攻,仍先取小金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底全面开始军事行动,到十一月六日克复僧格宗,讨平小金川地方。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初十日,各路约定同时进攻大金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四日攻克刮耳崖,大金川全境荡平,共历时二年有余,若与上次克复小金川合计,则历时近五年。
清军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功,从战略上讲,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是在此前多次战斗过程中,了解了金川的实际情况,充分体会到平定金川的困难程度,基本上得以知己知彼,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部署,是谓有准备乃至有把握之战。
此前于木果木战败之先,乾隆皇帝就有派拨京兵计划,由于温福等人以为无大必要,而且京兵之费较绿旗兵要多达数倍,因此中止。此次进兵,阿桂首先就请求调拨满洲劲旅一万名。后来,乾隆帝又派选长于带兵的侍卫章京数十员赴军前,更换军中年老的领队大臣侍卫。
为对付金川的碉卡,特地委任侍卫阿弥达率测量人员及炮式、炮子前往,铸炮效用,并选派精于测量技术的西洋人赴军营效力。这不仅在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进攻的力量,更表现出对平定金川事务的高度重视,彻底抛弃了此前曾经存在过的不同程度的轻敌、甚至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金川土司的麻痹观念。
其次,吸取了前次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断然的措施。(www.xing528.com)
前次在战争过程中,温福等对于金川土司的降众,只是一味地收降,而从不问是真降还是假降,以致有许多间谍、奸细和假投降者混入官军营伍,成为一支危险的力量。木果木之败,除了奸细的情报作用外,降众的里应外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次进兵过程中,阿桂一改温福的做法,在克复小金川、查明降众人数、状况后,分别赏给瓦寺土司670余人,赏给鄂克什土司200余人,拨往杂谷脑屯兵处590余人,赏给巴旺土司、布拉克底土司、明正土司共一千余人,对有已降复叛行为的小金川土民约四千人,派兵加以剿灭,以绝后患。
同时,将美诺、底木达等地已克复的大小碉堡寨卡,一并拆毁削平,使土民无碉卡所凭依,即使是反叛也无险可守,欲叛不能。这就解除了进剿大金川的后顾之忧,官兵得以全力进击。
清军进攻大金川的过程中,大金川索诺木曾多次施出乞降的缓兵之计,先是将小金川僧格桑毒死,将其尸体及妾等交出;又将拘留之汉土官兵二十余人交出;后来又答应清廷派大员驻金川,情愿缴纳青稞;最后,请求清廷准许他兄弟只做个头人,仍留在刮耳崖居住。
但清廷吸取以前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许其降,担心遗下无穷后患。
索诺木一边乞降,一边却在密谋日后计划,并表示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清军在平定大金川阶段,历尽千般艰难,死伤亦多。阿桂等人曾经叹称金川土司兵“凶悍坚忍,实为自来所罕见”。当平定金川的捷报传到乾隆那里时,这位颇为自负独断的皇帝竟然“几欲坠泪”,可知此役之艰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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