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大小金川，在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占有二功，这就是乾隆十二年（1747）的征讨大金川之役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开始的征讨大小金川之役。
然而，究其实际，在金川问题的处理上，乾隆皇帝的运筹以及军前将帅的谋略都不乏“败笔”，以至于“金川二功”在“十全老人”的功劳簿上大有凑数之嫌。
大小金川本是大渡河上游两条支流的名称，因沿河诸山多有金矿而得名。
其地每走一步都是悬崖峭壁，气候寒多暖少，雨雪无常。该地区西连康藏，南接云贵，北至青海，东通成都，为藏族居住区。
明代在此地设杂谷安抚司，入清以后，继承明代制度，于顺治七年（1650）授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同时，继续推行“以番攻番”的政策。
雍正元年（1723），为分小金川土司之势，经川陕总督年羹尧奏准，新设大金川安抚司，颁给封号、印信，与小金川抗衡，彼此牵制。
不料，此一分立举措，竟然酿成日后纷争的后患，实为雍正君臣始料不及。
大金川土司从一开始就恃强凌弱，不安于住牧，不断对邻边土司进行侵扰，而且藐视清廷的权威。
乾隆四年（1739），因小金川不遵约束，四川地方官谕令邻边的杂谷、梭磨、木坪、鄂克什等土司合兵攻打小金川。而大金川却乘机三次发兵攻打邻边的革布什咱土司。
当时，清廷朝臣有人提出将大金川乘机参革，实行改土归流，却因遭到署理四川巡抚的反对而搁置。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土司地区已非昔日高度隔绝的状态，少数民族尤其是首领们亦已日益开化，文明程度日益提高。再完全照搬传统的“众建而分其势”“以番攻番”的治理策略，显然已经行不通了，至少是不灵验了。
不过，乾隆初年若能乘势改土归流，事情恐怕会好办得多。
因为此时的金川，其桀骜不驯、强横而不安分之德行已暴露无遗，不应再对其抱幻想。从势力上讲，此时的金川还不至于如日后那样强大，金川与邻边各土司的关系也不会如后来那样复杂、微妙。遗憾的是，清廷错过了这次机会。既失策于前，复失机于后，日后的大麻烦就无可避免了。
金川地区各土司间关系错综复杂，宗族的，姻亲的，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因此有时既易起争纷，又易结联盟。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与小金川土司泽旺本为叔侄关系，大金川虽然得封较迟，却后来居上，势力膨胀迅速，且野心勃勃，竟然想将小金川吞并。为了达到目的，莎罗奔先将侄女阿扣嫁与泽旺为妻，恰好泽旺生性懦弱，很快为阿扣控制，掌印管地等主要权力都由阿扣掌握。泽旺的弟弟、土舍良尔吉素与阿扣私通，自然站在了莎罗奔一边。
乾隆十年（1745），良尔吉勾结莎罗奔，里应外合，颠覆了小金川。莎罗奔囚禁了泽旺，理由是“小金川无理，应该给以教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莎罗奔夺取小金川的敕封印信，交由良尔吉掌管，并将阿扣也改配给良尔吉。
在清廷看来，如果大金川吞并小金川成功，其势将更不易制，这正与“众建而分其势”之方针相悖，清廷肯定是不能容许的。川陕总督庆复会同四川巡抚纪山前往查办调解后，大金川虽然口头答应和解，却一直拖到乾隆十一年（1746），清廷平定了瞻对土司叛乱之后才无可奈何地释放泽旺，交还敕封印信，其桀骜不驯、恃势观望之意甚明。
情势已发生变化，但乾隆皇帝的思想认识却没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在死死抱着传统的“以番攻番”的策略不放，其顽固程度简直不可理喻。他在一次诏谕中讲到对金川土司问题的看法，可以理解为他处理金川问题的总方针。
他认为：“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好勇斗狠是他们的天性，各土司之间发生一些打打杀杀的事情都很正常。对待一些事出偶然的纠纷，朝廷可以视而不见，听任其自行化解，没有必要因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问罪。只要他们不侵扰土司范围外流官治理的地方，不影响到进藏的道路和塘汛的畅通，仅仅在土司区内争斗，甚至就可以置之不问，随他们去斗。如果仇杀日深，某部势力渐见膨胀，也许就应该进行一些适当的训导、劝解，令他们息愤宁人，各安生业。具体如何办理，应当相机行事。总的原则是朝廷的声威要宣扬得足以慑服其心，使他们不敢造次，方为尽善。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这些土司的地方无足轻重，而且这些苗人顽固无知，得到他们的人，也不能让他们尽人臣的本分，得到他们的地，也不值得去守御。如果有什么抗拒统治侵害社会秩序的事，不得不宣布一下皇威，以保全国家的尊严，也要对形势进行充分的考量，谨慎从事，不可轻举妄动。但也不能因为曾经按照我的要求因有关国体问题向他们宣示过国威，动用过武力，就使之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www.xing528.com)
乾隆皇帝还举出刚刚结束的平定瞻对土司叛乱的事例，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指出：“（平定瞻对土司不力）都是因为事前没有成算，所以抚驭远夷，全在于要有合适的时机。驻守边境的官吏喜于生事，营弁又没有远谋，往往过于张皇失措，因为小事酿成大乱。难道不知道千钧之弩，怎么能仅仅因为一只小老鼠发动呢？现在要做的是加强守备，改善守御，积累声威，让他们因为畏惧而遵守法律，再用恩德去安抚他们，使他们各行其道。凡事要事先做好准备，好好筹划，才不会有轻举妄动之举。”
很显然，朝廷的主要意见就是不轻易介入土司内部争端，而且特别强调了对瞻对土司叛乱一事之措置“事前没有成算”的教训，强调要慎之于始，不轻举妄动，这个方针对于当时金川土司的实际情况来说无疑是具有针对性的。然而，说起来容易，真正具体把握起来就难了。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先后攻占邻边的明正、鲁密、章谷等土司地，进驻毛牛、杂谷、丹坝等地方。
川陕总督根据金川四面环山、运粮维艰、军队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按照传统对策，奏请仍然采取“以番攻番”之法，命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发兵进攻大金川，同时命令杂谷、梭磨等土司扰乱大金川后路。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小丑跳梁”，要除逆安边为由奏请出兵弹压。
地方督抚显然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对金川的实际情况不甚了了。此时的乾隆帝也头脑发热，将自己刚刚讲过的“慎之于始”“先事豫筹”“不可轻为举动”忘到了脑后，很快就决定要“大加惩创”以靖边氛。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要他“以治苗之法治蛮”，以期一劳永逸。
张广泗曾在云贵办理苗疆事务颇成功，乾隆认为大金川蛮人与苗人习性相近，故有张广泗之任命。
张广泗亦认为此事轻而易举，于是调动三万大军，分南西两大路、七小路进剿大金川。但是，大金川境内山高路险，碉卡林立，大金川兵恃险顽抗，清军无计可施。张广泗急于建功，督责过严且调度失宜，连连损兵折将，进剿经年，不得寸功。
乾隆和张广泗一样，起初并未把大金川土司放在眼里，至此时此景，却着急起来，越着急脑袋越发热，便于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办金川军务，钦差内大臣班第、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扩军统领赛因图、乌尔登等随营效力。又起用老将岳钟琪统兵行阵。
讷亲到任后，更是骄矜气盛，限令将士三天内攻克刮耳崖，有劝谏的，动不动以军法从事，全军惊惧，不得不极力进攻，将士损伤甚多。至此，讷亲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不敢再发出军令，每到战时，就躲在营帐中遥控指挥，惹得大家耻笑，军威因此受到严重损害。一晃半年过去，清军仍无尺寸之功。
乾隆一怒之下，先后杀张广泗、讷亲二人，又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将军，调集精兵三万五千人，采用岳钟琪的进军方略，继续进剿。
傅恒到任后，倒是把金川境内的险阻情况及清军与土司的攻守情势、主客形殊、劳逸势异等实情向乾隆做了汇报，到这时乾隆才知道当初大动干戈的决策太过草率。
不了解金川土司的实际情况是乾隆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如对金川险阻情形，事前根本没有估计到。在得到傅恒奏报后，庄亲王允禄等上奏请求撤兵，指出金川地方，道路险阻，本不是用兵之地，即使士马云集，也无法施展。现在既然已了解实在情形，似乎就不应该再耗费钱财，调空内地的兵力，去蛮荒之地做这样难做之事。庄亲王等的意见已足以说明张广泗等失败的原因。
再如金川各土司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各土司间多有宗族性质的、姻亲性质的牵连，如巴底安抚司纳旺，既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姻亲，纳旺的叔叔汪札又是革布什咱土司的外甥。这种复杂关系的存在，又造成了各土司立场的变化无常。张广泗重用小金川的良尔吉吃了大亏即是显著的例子。
良尔吉为小金川的土司，是土司泽旺的弟弟，但因与莎罗奔侄女阿扣私通，早已与莎罗奔相勾结。张广泗却用他为向导，实际上是用的莎罗奔的间谍，莎罗奔通过他暗通消息，往往能对清军的动向了如指掌。
乾隆决策失误的另一原因是轻敌。乾隆没把大金川放在眼里，导致了决策失误；张广泗、讷亲等骄矜轻敌，导致了战场上的失败。
其实，自乾隆做出用兵金川的决定之时起，清军骑“虎”难下，其后，在进剿不能取胜的情况下，又不能轻易言撤。因为，在没有击败大金川的情况下撤了兵，各土司做何感想？既然天朝都无法制住大金川，依附者肯定会多起来，这样，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好在最后依靠岳钟琪建了功，与莎罗奔订立了条约，得以和平平定金川。按照约定，大金川土司返还所有攻占的各土司的土地，呈缴枪炮等军器，送还所掠人口牲畜，永不再侵犯邻近各地；清廷赦免莎罗奔的罪过，仍任其为大金川土司。
尽管如此，终因大金川非被清廷战败之故，启土司藐视清廷之渐，大金川更是如此，愈益桀骜难制。此后的大小金川狼狈为奸，肆无忌惮，与此役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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