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敌我双方矛盾斗争的统一体，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不断相互转化，这就是战争的阴阳观，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怎样促使各种因素向有利于己方的转化，是兵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兵家大都以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相配合，达到瓦解敌营、消灭敌人的最终目的，乾隆在平回部叛乱时，基本上就是利用了这个策略方针。
回部指居住于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维吾尔族，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明朝末年，这里的伊斯兰教分化为两个派别：黑山派、白山派，他们与政治领袖相勾结，互相争斗，此消彼长。
康熙末年，准噶尔军队攻入天山南路，将黑山派领袖达尼亚和白山派领袖艾赫麦德拘系于伊犁，后达尼亚因降顺较早，被释回故土，艾赫麦德则死于伊犁，其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仍被拘执。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初次平准，攻下伊犁，将布拉尼敦和霍集占释放，希望能借助二人的宗教地位，不战而定南疆。
但事与愿违，颇有野心的霍集占不愿听从清朝命令，很快走上了附同阿睦尔撒纳叛乱的行列。布拉尼敦虽不主张反清，但其势力远逊于霍集占，同时也受其鼓动，也走上了反清的道路。这样，清朝在平定准噶尔之后，不得不进行平回的战争。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清廷以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率满汉官兵一万余，攻库车，同时发动政治攻势，宣布霍集占罪状，并言明：“大军此来专为一人，其余若降归，仍赦其罪。听说霍集占起来叛乱，布拉尼敦被迫跟随，已命令对二人分别对待。他们兄弟二人属于至亲，我对他们所犯的罪尚能区别轻重，希望不会冤枉他们，何况你们这些回众，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岂有株连之理？只是霍集占这个人很狡诈，知道自身犯有重罪，可能想苟延残喘，谣言惑众，常拿厄鲁特被剿杀来说事，却不知道你们都是无罪之人，怎么能放在一起比较呢？但是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还听叛乱者的指挥，那么大军所过之处，就没办法区分好坏，都要剿除了。”
雅尔哈善本是书生，不谙兵法，攻库车屡失机宜，致使霍逃走，仅得空城。乾隆一怒之下，将其正法，改派定边将军兆惠进军南疆，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众受清朝政策感染，不愿跟随霍集占等作乱。(www.xing528.com)
原在哈密的玉布素，在吐鲁番的额敏和卓、阿克苏的鄂对，早已归顺清朝；曾经擒献达瓦齐的乌什领袖霍集斯也派人迎接清军，拒绝霍集占的败军入城；鄂对又前往和田招抚，和田回人遂将霍集占所派之数十人，悉行驱逐；哈拉哈什、玉陇哈什等五城伯克，亦来归顺。
形势的转变，使乾隆产生轻敌情绪，急命兆惠迅速进军。兆惠无奈，遂孤军深入，结果困于黑水营，清军奋战三月余，援军到达方才解围，霍集占败入叶尔羌城。
清军经过休整，攻打叶尔羌，霍集占自知力不能敌，遂弃城西逃，与从喀什噶尔逃出的布拉尼敦会合向帕米尔高原窜去。
清军平定回疆，乾隆再三谕令，强调“攻心之术”：“大兵进剿，唯欲擒获布拉尼敦，霍集占，与回众无涉。”
布拉尼敦、霍集占对广大维民课税征兵，使人民负担沉重，不得人心，清政府却减少赋税，与民生息。准噶尔每年在喀什噶尔收税6.7万腾格，清朝当年只收6000腾格；准噶尔在叶尔羌收税10万腾格，清朝当年只收1.2万腾格。由于清廷减轻了维民负担，实行宽大政策，故清军再次进入回疆，兵不血刃，所至望风归顺。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清军四千，追敌至霍斯库岭阿尔楚、伊西洱库尔淖尔（叶什勒池），经过三次战斗，先后击败敌军。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叛军纷纷归诚，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逃向巴达荒山，被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击杀。清军平回历时五年，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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