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兵法主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由于行军作战,如果不解决后勤供给问题,不仅军心不稳,而且不利于在战场上自由调动。但在传统时代,兵粮的运输比较困难,花费时日较多,而战机则转瞬即逝。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达到一个最佳的战事状态。乾隆征准战役对于此事的处理,虽不圆满,但可表现出他的胆识和认准时机、掌握兵机的谋略素质。
准噶尔部历来叛服不定,清廷与其对峙七十余年,间或取胜,但终未解决,始终是清廷在西北的一大威胁。
乾隆十八年(1753),准噶尔部内讧,杜尔伯特部受迫害,三位车凌归服清朝,紧接着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也率众投奔清朝,这标志着准噶尔部的分崩离析。
准噶尔内讧,带来了削平割据、统一西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力量对比上,清军远优于准噶尔部,但机会来到,还要人来把持。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清朝的官员没有看到这个机会,极力反对进兵。乾隆力排众议,主张进兵。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的卓越智慧和冷静头脑。
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等的归来非常重视,指出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如果他能归降,对下一年对准噶尔的用兵,会有很大的益处。于是从盛京祭祖回来,就立即风尘仆仆赶至热河接见阿睦尔撒纳。由于少数民族到北京易染天花,因而选取热河为接见各族首领之地。
乾隆面询进兵事宜,阿睦尔撒纳主张春季进兵,因为春季塞外草未发芽,非进兵时机,达瓦齐不会防备,大军突至,可一战而擒之。乾隆同意了他的建议,遂定于乾隆二十年(1755)春分两路进兵。
由于这个进兵时间是仓促之间决定的,以至于清朝也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前线既无大军,更无粮秣屯贮,短时间内绝对来不及办理粮草转运事宜。(www.xing528.com)
西北运粮费用很昂贵,北路运粮,从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5300余里,每石运费高达九两八钱,相当于内地粮价的十倍,西路运粮费用更高,运输更加艰难,时间更来不及。
在这一难题面前,乾隆抛弃行军常规,而采取“因粮于敌”的方针,命令每个士兵带两月口粮,食用不敷,则取给于厄鲁特牧民。命令官兵在前进途中,可以打猎或杀掉病弱的牲畜,用来弥补口粮的不足。至于那些已归顺的厄鲁特牧民的牲畜产业,虽然不宜于直接索要征用,但可暂时取用,把数量登记下来,将来战后再换给他们其他物品,或者补给银两。事实上,“补给银两”是难以兑现的空话,乾隆对士兵的抢掠行为也持默许态度。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乾隆的想法,那些仍拘泥于“粮草先行”成法的官员,让乾隆很是生气。如定西将军永常就以运粮为急务,乾隆斥责他不知轻重缓急,颠倒错知己,荒谬至极。
乾隆“因粮于敌”的方针,使清军有效地掌握了进兵时机。叛首达瓦齐正值内部人心不稳,未能做好防范,清军进逼、准噶尔部纷纷归降,致使达瓦齐势力被孤立,很快被擒。
但“因粮于敌”也造成了对厄鲁特降民的骚扰过重,同时,军粮缺乏使清军平叛后难以立足,这就埋下了准噶尔再叛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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