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千百年来，它潜移默化地成为汉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历来尊奉的至圣先师，如何对待孔子，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也就成为如何对待汉民族，如何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最敏感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根基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对不同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任何文化，任何民族想在中国寻找自己发展的舞台，除了武力之外，就只能在民族文化观念的认同上做文章。佛教传入是如此，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亦是如此，都必须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合理的依据。
清朝统治者作为所谓的“夷族”要想入主中原，在武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况且不管其是否愿意，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高势位的文化，它的流动是不可抑制的。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是对此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
清朝统治者对儒家积极响应的时刻，也是其封建化的重要开端。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以后，就派人前往祭拜孔子，表示要采取中原的一套文教制度。
顺治定鼎中原以后，也派人前往曲阜祭孔，并袭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为“衍圣公”。
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多尔衮亲自祭孔，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至此祭孔成为清王朝每年例行的制度。
鳌拜辅政后，由于其代表了保守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曾一度停止祭孔。
康熙八年（1669）四月，已经成长起来的康熙帝，不顾鳌拜的阻拦，亲自率领礼部诸臣前去国子监视学，并举行临雍大典，以示自己尊孔崇儒。接着又不经鳌拜同意，恢复了顺治所定的孔、颜、曾、思、孟诸贤子孙送监读读书的“圣裔监生例”，亲自指定了生员孔兴询等十五人到国子监学习。
鳌拜垮台后，康熙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尊孔政策，在宫中祀孔子，南巡时亲祭孔子，亲制孔、孟、周公庙碑文和孔、颜、曾、思、孟的赞文，并给各地孔庙和学府题写匾联。皇子们也将是否被派去祭孔看作是得到康熙重视程度的标准。
随着清朝封建化的加强，以及皇太极、顺治、康熙三代尊孔政策的一贯性，祭孔也就成为国政的重要内容。
祭孔的目的之一是建立满汉共同的思想基础，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其目的之二则是表示崇儒，重视教化。
康熙很注重提高满族的文化素质。他身体力行地吸取儒家的统治经验，他接受熊赐履的建议，举行历代帝王例行的日讲和经筵，并要求满、蒙学习汉族文化。
在解决了保守的鳌拜之后，康熙继续开办顺治年间所创立的宗学和八旗官学，增设景山官学，教育八旗子弟，规定官学生平常要参加国子监举行的经书、经义和满蒙文考试。此外，康熙还命令将《大学衍义》译成满文，颁赐诸王以下及官学，作为必读之物，在保留本民族特点的前提下，加强汉文化的普及程度，在文化心理上争取汉族的认同。
清初三帝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下了很多功夫，但要消除汉民族的敌对情绪，还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采取更为实际的措施。
清王朝将争取汉民族的砝码放在汉族知识分子的身上。范文程主张，治理天下之要在于得民心，知识分子是百姓的精英，只要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就会得到民心。(www.xing528.com)
知识分子往往是思想最为活跃，社会号召力很强的群体，要想统治一个民族，必须先控制这个民族中最为优秀的知识分子。
顺治二年（1645），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政府开科取士，使读书人有出来做官的欲望，那么反叛的想法自然就消失了。
这一年，清政府首次开科，举行乡试，次年举行会试。此举顺应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入世”愿望，立即得到广泛拥护。但许多以德行标榜的名士仍然对此无动于衷。
康熙深知争取这些人具有重要的榜样力量，于是进行广泛搜求。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决定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让各地举荐人才。要求凡是学问、品行兼优，辞章卓越之人，不论是否已入仕为官，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科道官员，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要各举所知。
此令一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共推荐了一百九十余人，其中一百四十三人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了考试。这些人在生活上得到优厚待遇，清廷除了发给他们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俸廪等不一而足外，还准备了高贵而丰盛的茶点筵席招待。在阅卷时，也是多方迁就，宽大无边。如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彭孙通故意把诗写得言词不通，潘耒、李来泰、施闰章等的诗不合韵律等，却都一一录取。
此次考试，共录得五十人，俱授予翰林职衔。这些人本来都存有严重的反清情绪。他们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职，有了高官厚禄、丰衣足食，享受到各式各样的特权，从而动摇了原有的反清意志，改变了立场，成为清王朝的走卒。
康熙对那些在学术界有威望，不愿与清朝为伍的名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李颙等人，都采取包容态度，并且经常卑身枉驾前往探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巡行到达西安，希望见到著名学者李颙，李颙托病不见，康熙命取李颙著作一观，李颙遂派其子前往送书，康熙亲自接见他并对他说：“你的父亲读书守志，可以说是毕生守节的人。”于是挥毫写下“志操高洁”匾额相赠。
康熙深知这些人以节气相尚，虽不入朝为官，但已然归顺，不会有害于统治，自己的宽容正可以争取其他知识分子投身帐下。顾炎武的门生潘耒就得到顾炎武的默许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
康熙主要任用这些人进行古籍的编修工作。除了翰林院，还在宫内外设立武英殿修书处，蒙养斋、佩文斋、渊鉴斋、《明史》馆、《一统志》书局等修书馆所。这些工作都无伤于汉族士人所标榜的节气，并且可以解决生计问题。许多不愿入朝为官的著名学者，对此并不持反感态度，因而以布衣的身份参与。黄宗羲对清朝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在康熙的争取下，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和门人万斯同送入宫中从事《明史》的修纂工作。
康熙的崇儒政策有多方面的动机，最基本的是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此外他自身确实对汉族的优秀文化心向往之。康熙非顺治所爱之子，自幼被送入寺庙之中，这使他有机会和汉族士人交往。服侍他的两个前明太监即是粗通文墨之人，使他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对汉文化产生崇敬之心。
当然，这背后也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通过编书，清查汉文书籍中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内容，同时将汉族知识分子的精力消耗在编书的浩繁工作之中，使他们没有机会同清王朝为敌。
终康熙一世，共编书六十余种，其中包括《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分类字锦》《音韵阐微》《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等，为中华文化保留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也查禁了538种，销毁13860部，造成了巨大损失。这种做法被雍、乾继承，使清代掀起了编书的高潮。乾隆朝更甚，所编《四库全书》，收图书约3500种，共79070卷，所毁书籍却也达3000余种、六七万部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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