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主张有治人即有治法的治国理念

雍正亦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政治思想。

雍正元年（1723），御史汤之旭奏请划一律例条款，雍正就此发表了系统的看法，他说：“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虽条例划一，弊终难免。”

他把人看作是决定法的重要因素，好的法制也要守法的人来推行，若碰到奸宦，反而成为其贪营巧取的工具，而且法久滋弊，还需要人将它改正过来，才能免于流弊。因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治人即有治法”的说法。

雍正的认识受到现实的启发。现实告诉他，有些法令是需要灵活执行的，过于拘泥，反而有害无利。

如当烟草利润高于粮食时，农民纷纷将膏腴之地遍种烟草。雍正考虑到有碍农本，谕令地方官善为劝导，结果竟出现许多地方将烟草尽皆拔去之事，由于农时已过，导致本末两失。

据此雍正提出，有人才，则政治必定大兴。这就是所谓的有治理国家的人，治理国家的法才能施行，因为法的执行是要因时制宜的。就像人生病一样，要对症下药，病好了就要停药。在他看来，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有良法美意，也只是好看好听而已，对老百姓没有任何益处。

雍正的治人标准与康熙相仿，他主张任用德才兼备的治人，即“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来治理国家。但和康熙不同的是，他认为才能是首要的，首先要才能称职，要是连地方事务都不能治理，那就比那些德行欠缺之人对地方的危害更大。(www.xing528.com)

雍正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要求臣下“以人报国”，而不像其父那样拘泥资例、年龄，像梅文鼎这样的数学家因年纪太大而不见用。主张国家用人，只看其才力是否足以办理事务，年龄大小都无关紧要。如老成望重之人宜于居官服政，年岁虽多，精神尚健，即属可用之员。

雍正还广泛搜求人才。对于所采用的人才，雍正也不是一步任用到位，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根据其能力大小，安排繁简不同的工作。李卫、田文镜等人因为很适合雍正严政的人才标准，先后被由不入流的捐官提为封疆大吏。

雍正特别注意特殊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他认为从古至今，中等人才居多，想发现出类拔萃之人才是很难的。因此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储备人才。朝廷重视翰林的选拔，是为了培养国家大员，但像河防这样的工作，却不是科举之人所能担任的，要事先进行培养，以备急需。

雍正对无德之人、无才之人都采取严厉态度，但对小有过失之人却不苛刻摧残，而是大加扶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他告诫督抚大员为国家爱惜人才，参劾官员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如果因为参劾失误失去了一名能干的官员，其后果比误推荐庸劣的官员更甚。

康熙、雍正的“人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继承，它强调君主励精图治，官吏的任用得人，这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特点的。至于其治人标准的侧重点，大体与其总的施政方针有关，康熙尚德政，注重官员的自律性，雍正尚严政，官员受到严格监督，故侧重于人的才学，主张因才授职。但他们用人的基本点是相同的，即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定及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这又使他们对德、才的内容产生不同的理解。康熙以省事安民为务，雍正则重用能够执行严政的官员。到了乾隆帝，由于施政方针的转宽，官员的“德”又被提到了首位，乾隆曾言，评价一个人才，才能品德兼具肯定是最好的，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么品德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有才无德，能够装模作样一时而思想根基不牢，将来一定很难管理；如果有德无才，虽然一时很难应付具体事务但品行端正、自律严格，经过长时间的锻炼，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操守良好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