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清代韬略：任法不若任人

康熙是儒家经典的信徒，他吸取了儒家治道的主要理论，自然而然也就吸收了儒家的人治思想，他一贯认为，“自古以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

康熙关于人治的深入认识也得益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明代末年不能说没有好的“法”，但由于用人不善，法成了派系之间争斗、欺压良善的工具；清初用法不谓不严，却成了各种弊端之始；康熙执政初年，许多地方官吏横行无忌，地方悉被扰害。这些使康熙认识到“任法不若任人，才难不若平法，二义兼举，方为无弊”，先要有好的执法者，否则就不如使法律平和，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佳选择。从这里所透露出来的，就是康熙“以刑弼教”的王道思想。

在人和法的关系上，康熙更重视人的作用。他说，自古以来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能够治理国家的法，主要原因是在于执行法执行得好不好而已，如果执行得好，地方就会受益，执行不好，即使有良法，也没用。

康熙的治人是“德才兼优”之人。所谓“德”就是“忠君循分”之德、“洁己爱民”之德。前者足资信赖，后者足以安民。

康熙往往将“德”放在首位，他认为才德兼具是最好的，心术不好的人，有才能也没用。他经常搜罗一些有才能，而又安分守己的人留在自己身边，不外派，留在身边以备顾问。

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于翰林内选择二人，置于南书房，为自己讲究文义，停止升转，数年后酌量优用。康熙的南书房，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有了一个可信可用的智囊团，这些人对康熙行政以有力的辅佐，使康熙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康熙对有才无德、有德无才之人都采取审慎态度，在必要时刻，用德而不用才，终康熙朝，许多有才的人，因得不到康熙信任，不得见用。

康熙选任人才的方式很多。他一面系统、积极地培养，一面到处搜罗。

他不满足于三年一次的科举制度，也注意到科举制度导致的士人“相率而趋于记诵之学，文辞之末”，无益国计民生的弊端，命令官吏举荐人才，通过对举荐人才的考察，任以官职。

康熙二十九年（1700），他令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得到邵司尧、彭鹏等十二人，皆是精忠体国、洁己律属的名臣清官，为康熙朝的兴盛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www.xing528.com)

康熙还亲自察访人才，每次巡行，都注意考察官吏，罗致士人。

于成龙原为知县，被康熙提升为巡抚，后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以清廉著称，成为康熙朝的廉官典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第一次南巡到苏州，接见闲居在家的汪琬。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三次南巡到苏州，又接见当地举人吴廷桢、顾嗣立等人。

第五次南巡再到苏州，亲试举、贡、监诸生，取顾嗣立等人于内廷供职。

康熙也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黜免。

他通过对被举荐者的考察，推论出举荐者的德行高下，才学优劣，打击结党营私分子，也通过奏折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原任偏沅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借口四川酉阳土产楠木合乎规模，请求让四川督抚办理。等到他任四川巡抚，却又称酉阳离治所太远，不便察看，请求让湖广总督就近察看。对这种不能实心任事的官员，康熙毫不留情，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削职为民。

康熙的用人重“德”，但不求全责备，以教育作为辅助力量，给官员以悔过的机会。特别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对官员的贪污扰民害国行径多有放纵，其重“德”观念逐渐退化，官吏良莠不齐，导致吏治废弛。